梁启超的墨家逻辑研究首先得益于自身深厚的国学功底。梁启超的传统文化功底主要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在考中秀才前，梁启超主要接受家庭教育为主，他随其祖父、父母的言教去钻研八股文。另一途径是在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入当时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及后来师从康有为。在学海堂读书期间，他跟随老师的指挥棒去钻研段玉裁、王引之的训诂学，去学习考释、辑佚、辨伪，也同时进行词章学、文字学的基本训练，并转向汉学。后来梁启超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时余以少年科第，且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

其次，梁启超有机会接触到时代新学。万木草堂四年的学习使梁启超眼界大开，他接触到当时翻译过来的一些西方历史、法律、地理、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电学、机械学等图书，对西方有了初步的了解。四年的学习里，他第一次看到中国之外的世界。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康有为在北京设立强学会，此期间，梁启超大量接触到西学，在《三十自述》中他说：“余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览之”。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受到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经常提到他所读书籍的一些作者如：福泽渝吉、加藤弘子、德富苏峰，中村正值等，梁启超也通过日文的转译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思想。在后来的《墨子之论理学》(附言)中，他说，“logic之源语前明李之藻译为名理，近侯官严氏译为名学，此实用九流“名家”之旧名，惟于原语意似有所未尽，今从东译通行语，作论理学。其本学中之术语，则东译严译择善而从，而采东译为多。吾中国将来之学界必与日本学界有密切之关系，故今毋宁多采之，免使与方来之译者生参差也。”

最后，前辈的启发为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严复翻译出版以归纳法为主要内容的《穆勒名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归纳逻辑，为梁启超跳出中学的圈子来看西学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这样评价严复：“海禁既开，译事萌蘖，游学欧美者，亦以数百，然无分毫影响于学界。惟侯官严几道(即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等书，大苏润思想界。十年来思想界之丕变，严氏大有力焉。顾日本庆应至明治初元，仅数年间，而泰西新学披靡全国。我国阅四五十年而仅得独一无二之严氏”。

虽在师承康有为时就接触到墨学，但梁启超真正对墨学的热爱，对墨家逻辑的热衷，还是始于孙诒让的引导。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自注：“此书(指《墨子间诂》)初用活字版印成，承仲容先生寄我一部，我才二十二岁耳。我生平治墨学及读周秦子书之兴味，皆自此书导之”。孙诒让在致书梁启超时提醒他说，“《经》、《说》诸篇闳义眇旨，所未窥者尚多。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亚里斯多德——引注)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拙著印成后，间用近译西书，覆事审校，似有足相证明者。”并鼓励梁启超对于墨家宜“宣就其说，‘以饷学子’斯亦旷代盛业，非第不佞所为望尘拥慧，翘盼无已者也。”学界名流的期待给梁启超墨学逻辑研究给予了极大的激励。

二、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的动机

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是其整个墨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以其退出政坛为界线，包括墨家逻辑在内的墨学研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梁启超作为“流质多变”的政治家，他敏锐地看到逻辑学的社会功能，把逻辑学作为西方富强并能满足中国社会需要的内容而加以推崇，他说：“论理学为一切学问之母，以后无论做何种学问，总不要抛弃论理的精神。那么，真的知识自然日日加深了。”“凡一切政治法律生机社会诸学科无不由‘论理的’而趋于‘历史的’，凡以归纳论理学之日以光大。”为服务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他认为“今欲救亡，厥性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正是以这种政治热情，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中完成了其早期的墨家逻辑研究。

退出官场之后，在欧洲一年多地实地考察，梁启超看到了曾让他“醉心西风”的欧洲，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社会革命暗潮涌动，西方社会给“物化”了，“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结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引发了“精神饥荒”。于是，梁启超以中国古典文化为载体，引入西方文明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现代理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使之与西方文化化和，“返本开新”，形成一种新文化。梁启超怀着这样的思想文化心态，开始了晚年的学术研究。他用更宽阔的眼界站在世界学术的高度，呼吁“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中国文化的诚意”，用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包括墨学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矣”，抱着这样的心态，梁启超理性、系统地从事其晚年的墨家逻辑研究，并取得前所没有的成果。

三、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的价值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