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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休戚相关，近现代心理学的每一次变革都与哲学的变革紧密相关着。“独白”是一种旁若无人的自言自语，“对话”则是谈话双方的互动式交流。西方哲学经历了三个阶段：“对话”—“独白”—“对话”(柏拉图、黑格尔、伽达默尔)，柏拉图秉承了苏格拉底的对话传统，黑格尔将理性的地位规定得至高无上，用科学理性的法则为自然立法，伽达默尔则将主客体统一起来，消除了二分法的模式，使主客体的关系从两极走向中介。伽达默尔将人类的思想逻辑划分为三种，即科学的“独白式”逻辑，黑格尔绝对唯心论的“辩证式”逻辑以及哲学解释学的“对话式”逻辑。伽达默尔之所以认为科学的思想逻辑是“独白的”，是因为他认识到，科学家面对的是他试图控制的客观世界，而不是他需要与之进行思想交流和沟通的另一个主体世界。科学是独白的，它追求的是内在的逻辑与程序，与对象的关系是主客体二分法的关系。“对话”的思想逻辑打破了主客体的二分法，将主客体融为一体。

在心理学研究中，主客体都是人，因此主客体的关系表现为“我—你”的关系，伽达默尔这种“我—你”关系划分为三种[1]，每一种类型都体现着主体对客体不同的态度。(1)第一种类型的关系是把人(被试)当成物，当成对象，用科学的态度加以把握，从同类的行为中概括出典型的规律性认识或类型化的认识，以便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预见和一般的把握。人的行为不过是作为我们把握人性的工具，人变成了一种研究手段，在这里，人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2)第二种类型的关系是把人当作人，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反思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要求理解者完全排除自身的历史性与偏见，进入到被理解对象的历史中，设身处地的把握与理解对象。这种关系过分强调了被理解者的历史性，但忽视了理解者自身同样具有历史性。(3)第三种类型的关系是不仅把人当作人，而且理解者与被理解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关系之中，彼此是开放的，伽达默尔称这种关系是“效果历史性的关系”。

根据这样的关系，心理学研究也可以区分为“独白”的心理学与“对话”的心理学。

一、“独白”的心理学

主客体的关系是哲学永恒的话题，心理学的发展也是围绕这条线索展开的。古希腊时期主客体的关系是一种统一的关系，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哲学是代表。从近代的笛卡尔开始，树立了主体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哲学上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心理学提供了模仿的对象，在独白的心理学研究中，“我—你”关系首先表现为“人—物”的关系，表现为理性的独白，追求绝对的理性，将世界看作是主体理性的附属。主体是绝对的控制者和支配者，客体是受支配和被控制的，因此，理性的独白也可以称为主体的独白。受19世纪生物学与物理学的影响，心理学从成为独立的学科开始就致力于模仿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主体设立起来的知识框架，目的是用理性控制与支配自然。自然世界是科学的对象，即客体，科学的目的在于使自然以主体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就成了理性的独白。此时，科学家面对的是物，是客观对象，由于客观存在没有主体性，是完完全全的客体，因此，在针对自然客观存在的时候，这种“独白”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心理学从一开始就陷入到自然科学的理性独白之中。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最早是灵魂，从词源上来理解，"Psychology"(心理学)一词的意思是指"Psyche—logos"(心理的理念或学问)，也就是关于灵魂的研究。心理学首先面对的是人自身的心灵问题，在心理学的早期萌芽时期，心灵问题基本上包含在哲学研究之中，人们通过反省自己的心灵，通过与别人的交谈和交流，共同探讨心灵的问题，苏格拉底将这种方法推向了一个高峰，这种思想方法被称为“精神催产术”，真理就在平等的谈话交流过程中显现出来，但科学家认为这样的方法缺乏实证研究，不具有真理性。这种状况到了近代得到了改观，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心理学提供了借鉴的模式。前心理学中“人—人”的关系蜕变成了“人—物”的关系，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了用来了解人性的工具，成了物，成了对象。在这种“人—物”关系中，理解一个人和理解一个典型事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通过对同类的行为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性，在这个时候，同类的行为变成了我们把握人性的工具，仅此而已。在这种研究中，人被物化，完全服从于理性的解释。在康德看来，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研究应当具有伦理性。伽达默尔也批评了这种把人对象化的做法，“这种遵循18世纪方法论思想和休谟对此所作的纲领性表述的社会科学方法，其实是一种效仿自然科学论的陈词滥调”[1]，如果把人对象化，势必产生对方法的崇拜。事实上，科学心理学一直致力于研究方法的精巧化，注重程序性的东西，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之间更偏向于研究方法和手段，忽略了研究的现实性与内容性。

“独白”的心理学追求对心理的形式化解释，用对心理行为的研究代替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研究，用对理性思想的研究代替了对现实个体与人群的研究。注重心理的结构与形式，忽略了作为心理行为的实际生活内容。为了完成对心理行为的形式化的解释，“独白”式的心理学对科学方法有一种渴望，将科学方法运用于心理经验，包括那些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如个体的心理生活、文化经验。如果在研究中发现科学方法不适用于这些经验，就把这些经验排除在研究之外，带有强烈的“方法中心”的情结[2]。往往采用以偏概全的研究手法，用个案的研究来证明普遍的真理，用归纳法揭示普遍的原理，这是一种证实的过程，这样的作法遭到了科学哲学家波谱的批评。心理学过分追求形式化的解释与自然科学的精神有关，自然科学遵循三大研究原则，即，自然一致性原则;实体原则;因果性原则。自然一致性原则认为事物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适用于所有的对象，即不管怎样，事物现象背后存在着共同遵守的规律。科学的目的就是去解释普遍的规律，即使研究具体的对象，目的也是试图用个别的实例去证明和补充普遍法则。实体原则认为在事物之外存在着一种实体，这种实体实质上就是事物的一种模型，是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以自然科学观的视角看，不同学科都有不同的实体概念，例如，就社会学的研究而言，“社会”就是一个实体，就心理学的研究而言，实体就是“心理”。在这里，实体就是建立在个别基础上的一般普遍性。因果性原则表达了一种现象之间的连续关系，一旦确定两个或两类事件之间存在一种因果联系，那么就可以肯定相同的原因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即同因必然产生同果。坚持因果性的原则导致将心理生活的主观理解性与体验性抹煞，使心理生活成为一种客观经验的存在，成为可以共证的对象。回顾近现代科学心理学，很大程度上是在“独白”的状态下发展的。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逻辑实证主义，都过分强调研究的客观性，观察的中立性，而语义模型理论则突出了研究者的逻辑演绎，更没有考虑到对象的主体性。艾宾浩斯为了研究人类记忆奥秘，在实验室里用一些无意义音节组成的学习材料替代有意义的现实的学习材料，排除或忽略了被试的主观感受，诸如情绪、体力、动机、兴趣等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出了关于人类的遗忘规律，显然，这样的结论并不具有普遍的解释效果。赫尔试图完全用数学的推理来解释和预测人类的行为。学习心理学家桑代克用对白鼠的研究解释了人类学习的三大定律，托尔曼在实验室通过对白鼠学习情况的研究，发现了人类的“潜伏学习”。斯金纳也是试图把实验室的强化理论运用到整个人类行为的解释上。同样的，现代认知心理学也试图通过电脑对人脑的模拟来揭示思维的机制。这些都是一种“独白”的行为，因为在这些研究中，主体与客体是分裂的，是“人—物”的关系，二者是处于对立之中的。

“独白”的心理学过分夸大了作为研究者的主体的地位。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科学家是绝对的主体，自然物是绝对的客体，自然物是统一在主体理性的范畴中，是用主体理性的语言来表达的。心理学家将这样的研究模式运用到心理学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变成了绝对的主体，被研究的人成了绝对的客体，在实验研究中尤为如此。心理学家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忽略了被研究者的主体地位，将被试视为一种模型化的存在，把被试从现实社会关系中分裂出来，实行价值中立。在很大意义上，被试变成了一种符号，一种普遍规律的个别表征。心理学家用理论模型对生活世界加以解释和说明，他们遵循的是因果原则，通过世界事实的模型，对生活世界进行预测和控制。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家进行的研究工作是一种“独白”，没有考虑到被研究者的感受、社会背景、需要与动机，没有考虑到个体与群体的心理生活，一切都服从于研究者的程序，而研究者又服从于理性的规范，服从于理性的“独白”。美国心理学是这一现实的代表，研究者在科学的研究程序中得出了结论，然后把这些理论无论制地推广到其他社会和民族，用以解释所有的个体与群体，忽视了理论解释效能的文化差异性与有限性。研究者一厢情愿地为所有人、所有行为构筑统一的心理模式，这样显然夸大了研究者的主体地位。理性的“独白”由此蜕变成研究者的“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