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鲍尔看来，任何政策都是对价值观进行的权威性配置和合法化操纵，是对法定意图的合法化表达。政府的行为既可能催生一个尽可能公平的学前教育，也可能摧毁一个本来相对公平的学前教育。在已经将教育公平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公平的当下社会，政府的决策、导向由此更具示范意义和矫正作用。

1.建构横纵联通的幼儿教育管理体系与财政投资体系。

中国当下的学前教育管理体系和财政投资体系都处于非常脆弱的纵向分割状态，各人自扫门前雪，贫富不均、地区分化比较明显。中央政府在这里所担当的角色比较尴尬，既不能充当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所奉行的“守夜人”角色，也不能像北欧福利国家那样做一个全能政府，对当前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出现的问题，常有解决之心而无解决之力。中央、地方相互博弈下的分权制行政体制使“事权与财权”的关系更加紧密，名义上各地教育部门归属教育部管辖，有一个上通下达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但实际上这种纵向联系是非常脆弱的，各地教育部门并非对教育部负责，而要首先对当地人民政府负责。横向幼教经费的缺失使得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显得极其勉强。

从行政分权的角度来看，中央的有限退出能够提高地方决策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实现地方经济的快速腾飞，但幼儿教育是一种公益性事业，需要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是不能完全用经济思维和行政思维来加以类比的。如果将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完全放给地方政府，不公平的现状只会越拉越大，最终危及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考虑到当下国家的财力，纵横联通的财政投资体系是可以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央可以选择一些经济非常困难的地区做试点，从保底开始做起;对于经济不平衡但整体较发达的省份，则可以在政策导向上鼓励省内县市之间的横向联通，通过省内转移支付制度来缩小省内城乡之间和园际之间的差距，如将公办园收取的赞助费按比例提成，集中起来实施二次分配，投放到薄弱地区的薄弱幼儿园。此外，还可以鼓励各级地方政府预留一部分资金，用于资助需要帮助的幼儿，采用排富原则发放幼儿教育券、实行教育费减免等制度。[13]

2.区分教育效率与经济效率。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特定条件下的选择，从快速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来看，有其积极的意义。但遗憾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化成了“效率优先、不顾公平”，崇尚经济至上主义，盲目追求数量的逐年攀升。实际上，“教育效率”根本不同于“经济效率”，前者是指教育对于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的贡献率，以人才素质这一质的指标来衡量，而后者则以经济效益这个量的指标来评价，两者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不能直接延伸到教育领域。

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不是主次关系，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两个相互联系、同等重要的教育目标。对教育来说，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道德的，没有效率的公平是低水平的，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并重和统一具有内在的逻辑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在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上，我们由此应该兼顾公平与效率，遵循平等、差异、补偿的原则，努力推进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公平与共享。

3.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责任边界。

在促进学前教育公平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政府要关注的是底线的、底层的公平，不要因为政府行为加剧结构性失衡与短缺。很明显，政府行为会对基层政府或民众起一种示范导向作用，从而在观念上进一步强化人们对待学前教育的价值取向。实践反复证明，政府的公共教育政策既肩负着将国家教育理念与教育意志变为教育实践的使命，也承担着将先进的教育理念加以传播并使其深入人心的职责。

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在发展学前教育的过程中，盲信市场的力量，将学前教育完全推向市场，以为市场可以完成政府无力履行的责任。这种做法是对市场力量的一种误解，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市场始终是有缺陷的，萨缪尔森甚至认为，“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14]将作为公益事业的学前教育交给市场绝对是一种短视行为，因为市场是逐利的，它不仅不能解决学前教育中的不公平问题，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可能还会伤及政府治理的社会基础，造成政府统治合法性的丧失。不过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市场也并非妖魔，市场有其独特的推动力，如果合理地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弥补公共资金的短缺也未尝不是合理的选择，因此关键在于合理地明确政府和市场在促进学前教育公平中的责任和边界，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二)学前教育界可以作为的方面。

学前教育中的诸多不公平危及到的首先是作为幼儿教育工作者的从业人员，虽然从事幼儿教育的人具有不同的专业分工，但都拥有共同的职业追求与专业信仰，都希望幼儿教育成为受人尊重的专业，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拥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其中高校研究者的责任更是任重道远，面对学前教育中的诸多不公平现象，研究者们需要的不是沉默或集体无意识，而应勇于担当时代赋予的责任。

当然这种勇气与智慧的表现不是诉诸于激情或仅成为“愤青”，它需要的是一种睿智的担当，将地方政府重视学前教育的正面典型昭示天下，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和一种社会正气。如何才能让政府真正地关注到学前教育界的相关研究，搭建一个互动对话的平台，也是需要研究界用心付出的。如果学前教育公平的实现不得不继续依赖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本身的学前教育观就显得非常重要。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之所以喜欢一个人，是因为对她或他有一定的了解，在相互陌生的两个人之间是不可能产生任何火花的。研究界与政府之间的相互隔膜，研究者对已有研究的孤芳自赏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这种相互了解。如何开启一个全新的互动性关系，需要地方政府与研究者之间的相互敞亮，这种成功对话的案例不是没有出现过，只不过它还没有成为一种常态性故事。也许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早期教育与服务的发展中得到启示。在这些国家，幼儿教育经历了从最初的慈善定位、儿童发展定位，再到今天的社会福利和儿童发展的融合定位，反映了这些国家和政府对早期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动态认识。推动这种动态认识的正是这些国家的研究者对早期教育与服务的不断深入研究，正是这些国家与政府对相关研究成果的重视与引用。我国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究者们应向国外研究者们学习，走出封闭的书斋，多主动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研究成果去影响政府的决策，另一方面我国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专家智囊团在决策中的地位与作用，建立政府与专家之间沟通和交流的机制，提高自身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参考文献：

[1]徐梦秋。公平的类别与公平中的比例。中国社会科学，2001,(1)[2]教育部。教育部2004年幼儿教育专项督导总结报告。教育部网站，2010年8月浏览[3]张家港市教育局。强化责任激活机制，促进幼儿教育健康和谐发展。学前教育研究，2007,(1)[4][12]谈松华“。短缺教育”条件下的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公平与效率。教育研究，2001,(8)[5][6]王化敏。关于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早期教育，2003,(5)[7]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张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39[8]徐雨虹，陈淑华。从公有学前教育资源占有者的构成看学前教育的公平性。，2010年3月12日浏览[9]李湘萍。义务教育阶段择校行为与教育机会分布公平性研究———基于中国18个城市居民家庭教育选择支出的实证分析。教育研究，2008,(3)[10]姚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由来(之二)。南方周末，2008年9月18日[11]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2[13]蔡迎旗，冯晓霞。论我国幼儿教育政策的公平取向及其实现。教育与经济，2004,(2)[14]萨缪尔森。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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