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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崇德重仁”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也体现了儒家在道德教育中的情感理念。21世纪，我们的道德教育建设面临着诸多困境，重新反思儒家“崇德重仁”的思想，对于走出这些困境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崇德;重仁;情感教育。

21世纪，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多种价值观的冲突给我们的道德教育带来了一些难题。面对众多的价值选择，我们的德育目标如何定位，才能为道德教育提供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这是21世纪德育建设的一个前提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失之偏颇，德育建设纵然有千万种举措，也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儒家“崇德重仁”的情感教育理念中得到一些启发。

一、儒家“崇德重仁”的情感教育理念。

“崇德重仁”体现了儒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情感理念。

“崇德”，即是对道德的爱、尊重和敬畏的情感。“崇德”构成了整个儒家伦理思想的情感基础。首先，儒家以道德来确定人在宇宙中的特定位置，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不是因为“二足而无毛”的形体特征，也不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的感性欲求，而是因为人有“义”，即有道德良知，只有道德才能赋予人在宇宙中的这种特殊位置。其次，儒家以道德来界定人，用道德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孟子说：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如果不具备这些道德情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孟子以道德情感界定人，开启了儒家文化重情的传统。再次，儒家将道德与人自身的其他东西作比较，以凸现道德的高贵。孟子认为，一个人的德行要比他的财富、身份甚至他的自然生命更加可贵。他说“：鱼，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身而取义者也。”在孟子看来，生和义虽然都是人之所欲，但义高于生重于生。因此，人不能因为苟且偷生而置义于不顾。如果非要在生和义之间进行一种选择，那么，“舍生而取义”是毋庸置疑的选择。可见，儒家将“德”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彰显出一种对道德的崇敬之情。

在儒家看来，“崇德”关键在于“重仁”。仁是儒家理想人格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在《中庸》里“，智、仁、勇”并立为“三达德”。然而，这三者并非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中，仁是核心，智、勇为辅翼。那么，究竟什么是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孔子那里，仁就是一种“爱人”的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最深厚的根源是血缘关系的亲亲之爱。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孝敬父母是爱人的出发点和根本点，然后推己及人，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地。由此可见，儒家的仁爱思想既根植于血缘情感，又超越了血缘情感，从亲子之爱扩大到爱一切人和一切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家不仅把所有的人视为自己的同胞，而且把所有的物都视为自己的同类，提倡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从而体现了仁的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社会情感的统一。孟子继承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但对此作了新的解释，认为仁来自人的恻隐之心。所谓恻隐之心，即不忍人之心，它是人们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是怜悯、同情同类的本能之情。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对仁的解释都没有脱离一个“情”字，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仁的情感本质。

在整个儒学中，仁既是一个独立的德目，同时又是一个包容力很强的普遍德目，是“众德所归”“、德性之源”。是“一切德性的生命本源和种子”。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探讨仁这个概念最好的办法，是首先把它看作是儒学价值体系中最高层次的品德，换句话说，仁规定着在儒家社会中起综合作用的所有其他伦理规范的含义。”[1](p14)众多的德性都发端于仁，在孔子看来，恭、宽、信、敏、惠等都是仁的外在表现。正如龚宝善先生所说“：仁是一切道德行为生长发源的根基，任何德性都又必须从仁心中滋长出来，如果缺乏仁心，人类也许不会讲求伦理，更不会产生什么道德。”[2](p225)如果说“崇德”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伦理价值取向，则“重仁”便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

二、现代道德教育的缺失。

“崇德重仁”是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事实上，它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渗透到了整个中国文化的躯体之中，从而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重情”品格。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正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到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价值观、人生观正如潮水般地涌向中国，把中国“崇德重仁”的优秀传统正推向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充斥着一些人的头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吃喝嫖赌”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现象体现在文化层面便是崇尚工具理性，宣传科学至上，而“道德”这种闪烁着“人生智慧”的“大人”之学问在很多人的眼里则成了“无用之学”。究其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本身。有人曾把这些现象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诚然，市场经济在肯定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正当合理性的基础上，为个人利益的追求提供了有效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环境同时也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思想的滋长造成了可乘之机。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现阶段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克服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使“崇德重仁”的传统在新的形式下重新焕发出新的光芒，使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音符相和谐。

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是通过道德教育，重新唤起人们的“崇德重仁”之情。

在21世纪，我们的道德教育应遵循什么样的价值导向?

这是德育改革和创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关注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时，人们惯于机械地遵循“经济决定论”的原则，在突出经济重要性的同时，把它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把教育“适应”市场经济等同于“服从”市场经济。在这种机械论的范式中，我们的道德教育出现了以下两种倾向：

其一“，崇德”之情的缺失。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为导向的社会转型，经济目标的支配性地位，尤其是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推进，使道德教育受到了冲击，经济性、工具性、实用性成为受教育者追求的目标。接受道德教育不是为了实现道德理想，而是为了“黄金屋”、“颜如玉”之类的实用性、工具性目标。在这种实用主义的驱使下，道德教育在某些学校中已形同虚设，出现了一种“无道德的道德教育”。德育工作者惯于把道德作为一种纯粹的知识向学生灌输，德育异化为一种知识教育和思维训练。而对于这些“道德教条”，学生也早已厌倦，只等“考前背背，拿个学分，万事大吉”。可以说，在德育中，教师的敷衍、学生的应付已成为普遍现象。没有了崇德之情，德育缺“德”便成为必然，道德教育流于形式，道德失去了它本有的鲜活性和神圣性。

其二“，仁爱”情感的缺失。“仁”作为儒家思想道德和人格修养的最高范畴，在当今的德育中，仍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支配下，我们过于重视知识技能的传播，而忽视了爱的教育。在我们所标榜的素质教育中，过于强调“个性、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合作”等价值理念，而“同情他人、关心他人、助人为乐”等这些“仁”之常情在我们心中却越来越被淡化了。这种仁爱情感的欠缺导致了部分青少年情感荒漠化。他们心中缺乏仁爱，缺乏善良，他们对动物，对朋友，甚至是对精心呵护自己的母亲，乃至社会的一切，缺少最基本的同情、友情和亲情。常听幼儿园老师谈及幼儿教育时，特别强调“激发他们的好胜心，锻炼他们的竞争力;激发他们的好奇心，锻炼他们的创造力;同他人公平地分配玩具，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等等，而所有这些无疑是在教导他们在参与未来的社会竞争中如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同情他人、关心他人、助人为乐”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这些体现“仁爱”的道德训条即使算不上过时，也已经居于次之又次的地位了。面对今天道德教育的这些危机，我们深感丢失了传统中最为宝贵的东西。

三、儒家“崇德重仁”的情感教育理念对现代德育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