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与拯救金融危机不相称的是一些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薪酬过高，而限薪效果不明显。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股权制衡下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影响因素。

那么，除了恶化的经济环境要求高管薪酬?②做出反映外，高管薪酬还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公司所有权结构，尤其是在股权制衡环境下，高管薪酬取决于哪些因素?由于2006年之后高管薪酬制度体系已经发生根本的改变，为便于研究，本文以2003年—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股权制衡下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以进一步研究高管薪酬问题。

一、 文献回顾

根据Bebchuk(比巴克)等人的研究，高管薪酬的研究有两个视角：最优契约法和管理者权力法[1]。

最优契约法认为，高管薪酬制度的目的是作为解决代理问题、最小化代理成本的激励机制。薪?酬?绩效敏感度指标是测量高管薪酬有效性的重要指标。Jensen(詹森)和Murphy(墨菲)较早研究了高管各种激励对绩效的敏感度，发现薪酬绩效敏感度偏低，不符合最优契约法理念[2]。Morck(莫克)等人发现这个敏感度存在区间效应。持股比例在0—5%之间，Q值与董事持股比例相关;在5%—25%之间，Q值与董事持股比例负相关;超过25%，二者又正相关[3]。

国内学者对高管薪酬激励效果研究的结论也不一致。魏刚发现高管货币收入、高管持股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着相关关系[4]。高管的持股数量与公司绩效也不存在“区间效应”。李增泉以总经理、董事长的持股比例、年度薪酬为对象，研究了高管激励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其结论也类似[5]。于东智、谷立日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但不显着[6]。李玲以行业为对象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行业差异[7]。陈志广指出，高管人员的年度报酬与企业业绩、企业规模、法人股比例等显着正相关[8]。张俊瑞等人发现，高管年度人均报酬的对数与每股收益、国有股控股比例、高管层总体持股比例及公司总股本的对数呈现多元化线性关系[9]。李维安发现只有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40%之间时，高管持股比例和公司绩效之间才会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