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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0
本文讲述了关于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基本脉络的内容,供大家参考,接下来赶快阅读下吧。
摘 要: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和发展具有独特的脉络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主题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回答中国经济要不要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逻辑主线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根本方法是坚持实践第一,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倾向。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创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是经济学工作者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一、引 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中国奇迹”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①。
从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进程看,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或模式,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正在挑战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模式②。
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洪朝辉(Chaohui Hong)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表明,中国近30年经济和社会的超常发展,已经导致某些西方主流理论不断被证伪。他用学术界对20世纪美国迅速崛起的研究类比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指出:当20世纪的美国快速崛起时,许多学者提出了着名的“美国例外论”,认为特殊的发展条件使美国走了一条不同于欧洲常态发展的道路,而当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获得成功时,所有不符合美国国情的传统理论和世界潮流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洪朝辉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实现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运有可能像当年“美国例外论”一样,得到全世界的认可[1]。
2004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提出着名的“北京共识”试图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认为“北京共识”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追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这种发展道路可以定义为:艰苦奋斗、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错,坚决扞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强调发展的渐进性和累积性。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将对世界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F·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预测世界未来可能出现的七大战略意外时指出,中国的发展可能引发的一个战略意外是“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从而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奇迹”的关注和解释,表明世界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践创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及其与实践创新的互动,也引领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因而,理论创新不仅来源于创造“中国奇迹”的实践活动,也对“中国奇迹”的产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和概括,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和发展具有独特的脉络、经验和原则,其中发展共识的形成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和实践第一的科学研究方法,是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主题、逻辑主线和方法论①。
二、发展问题是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主题
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回答中国经济要不要发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是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主题。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
改革开放之前,贫困、落后和封闭是对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状况的真实写照。而当时的理论界关注的却不是经济发展,而是阶级斗争。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无视中国贫困和落后的经济发展现实,却从本本或抽象的原则出发,讨论和论证计划经济的优势所在和市场经济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1978年前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人们开始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对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发展经济,增强和提高综合国力,是顺应时代发展和改变贫困落后现状的唯一出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出,是决定中国30年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以此为起点,中国经济学工作者以经济发展为主题,不断突破有关中国经济现实和发展的一系列教条主义思想和理论观点,开始了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艰难历程。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三个方面的论述:第一,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第二,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走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第三,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而应当与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角度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为我们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出了方向。
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对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从苏联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提出“新经济政策”发展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总结出三点重要结论:一是社会主义是多样性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走法可能不完全一样;二是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和校正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三是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当利用市场、商品和货币关系,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与苏联不同,中国是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所以出现曲折,最重要的教训是脱离了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或主题。邓小平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从这个主题出发,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党的十三大明确把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这个阶段我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明确了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围绕着经济发展,根据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要求。
正是从发展这个主题出发,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属性的认识,才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彻底解决了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和发展理论的提出,则是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和发展需要什么样体制和机制等一系列问题。
从30年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实际历史进程看,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发展主题从未动摇过,已经成为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共识或共同信念。每当改革和发展遇到新的问题和挫折时,我们总是旗帜鲜明地重申这个主题,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无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是不同历史时期对这一主题的具体表达。
通过3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学术界对经济发展主题的理论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经济系统的演进过程,它涉及到诸如资源、要素、技术和知识积累、制度结构和组织等多种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是打破均衡,实现经济从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过程。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经济发展不是为了消灭矛盾,而是创造使矛盾能够在一定的新的条件下统一和发展的条件。在某些条件下,某一矛盾的激化就会产生特定的现实经济问题,例如,“三农”问题、“经济过热”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
以这些实际问题为中心,通过实践创新解决问题,对其中经验的总结和分析一直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富来源。经济学毕业论文网
三、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的理论探索和创新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围绕的中心是中国要不要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
前一个问题主要解决发展的方向性,后两个问题则是回答中国的经济发展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
经过实践的探索,中国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结合实践活动的理论探索和总结,是中国经济学30年理论创新的逻辑主线。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中,最大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萌芽到创立和发展,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仅仅包括了它的创立、形成和发展阶段。对它的完整研究,还应包括对重要思想萌芽的历史追溯和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向延展,其中的主体,是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和形成发展阶段。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萌芽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苏联模式及其理论提出了不同意见,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文章,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以孙冶方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尤其是1956年到1959年关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和速度与比例等问题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经济核算、经济效果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讨论,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萌芽,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形成和发展,贯穿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实践活动,包括探索、创立和发展三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到1992年期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阶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索的轨迹,可以在党的历次重要会议文件中清晰看到。1978年的第三季度国务院务虚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再次把社会主义经济确定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并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确立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要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逐步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机制。1990年底,邓小平针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从理论上冲破了多年来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思想束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这一阶段,学术界的争论和研究主要围绕着“计划与市场”以及姓“资”和姓“社”展开的,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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