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一篇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社会结构关系社会稳定与人口素质提高，中国现在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还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改革开放30年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0年中国GDP为58783亿美元，超出日本4194亿美元，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健康、教育和收入三个方面编制人类发展指数(HDI)评价各国发展状况的联合国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的HDI在全球169个受调查国家和地区中排名89位(比5年前提升了8位)，属于中等发展组国家;该报告指出，在过去40年间，中国的人均收入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了21倍，使亿万人脱离了贫穷，创造了“发展的奇迹”。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传统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首次发布的《亚洲竞争力2011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社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在参与评估的35个经济体中，中国在亚洲经济体竞争力排行第11位，而社会发展水平则排名第31位，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然而，财富是否契合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成果是否为社会所共享，经济发展方式和趋势是否符合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争的事实是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使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在接下来的5年内，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取得实质性进展。

本文基于287个地级以上市的统计资料，建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求取经济与社会发展内在结构间的关系方程，明确经济与社会发展内部结构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与相互制约。基于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内部结构因素，提出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经济发展相关概念

对经济发展的概念性界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阐述。Bahar认为经济发展就是通过加工生产资源，来达到个人社会收入大量增长(潜在)的目的。Amartyasen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国家能力增加和责任的提升(该观点更侧重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和义务)。Jerald M. Meier提出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收入不断增长的长期过程。Oliver E. Williamson补充说明这个过程还是制度和革新为市场经济运行和工业快速发展提供所需背景的过程。不论是出于增加收入，抑或增加能力和提升责任，或者其他目的，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还意味着随着产出增加而出现的投入与产出在结构上的变化及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随着结构变化和调整，进一步推动收入增加，促进财富积累。鉴于此，熊彼特(J.A.Schumpeter)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国内学者车维汉认为，经济发展是指经济的总量和人均产出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出与收入结构、生活质量、环境与生态变化、社会政治体制、文化法律、观念和习俗的变革。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既表征静态结果又体现动态过程的多维综合概念。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缩小不平等和根除贫困，包括社会结构、国家制度和收入分配等主要变化的多元过程。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4月第29卷第2期张传平，等：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分析

(二)社会发展相关概念

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发展的基本概念/内涵界定也有不同的表述。Jacobi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中指出，社会发展的原理和功能不仅是寻求更高的生活标准，而且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是为了服务我们的生活。Mack Graham和Guy Hopkins将社会发展指数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生活条件，比如社会安全和健康。第二部分主要是文化和信息方面，包括正规教育和识字率。第三部分关注一些社会现象(比如合作关系和失业率等)。Mousaaei认为评价社会发展应该包括卫生保健、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人口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安全等部分。Nanacy认为社会发展应遵循社会规则，包括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健康环境和均等份额。Estes从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出发，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其寻求财政和社会福利，这些目标仅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最大限度的合作才能够实现。之前的Johnston提出社会发展就是公民社会的增强(组织能力和多样性的增加，社会团体相互作用等);Stiglitz把社会发展看作是社会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以防发生利益冲突。对于社会发展涵义的广义理解，国内学者韩明漠归纳出它的三个层次：第一种社会发展涵义主要指人们的健康、卫生特别是社会福利的增长。第二种涵义是指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发展，如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第三种见解是从社会整体进行考虑的，指的是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发展。

综上所述也可看出，社会发展既包括社会发展与自然关系的一面(健康环境)，也寓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规定着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发展直接体现在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成员以及社会成员间关系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社会发展是从社会进步的视域来描述国家行为体的发展，具有规划、战略等方面的涵义。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

国外学者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极其重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1)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持此观点，Hagen在其著作中说“经济发展提高了财政福利”。Mazmadar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滴流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s)自上而下地发生，从而实现社会发展。Jabbarei更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相互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居民如果拥有高社会福利，其人均产出也比较高;过分强调基本需求，短期内会拖累经济发展。但也有部分学者直接强调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的环境和社会效应。(2)社会发展决定经济增长，典型代表有Hicks，他认为社会发展是第一要务，至少说，人力资源应该是经济发展加速的先决条件。

与国外相比，国内有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问题日益显现，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王思斌发现，随着新的发展观的出现和日盛，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已是毋庸置疑。许多经济学家已不单关注经济过程本身，而且关注经济过程、经济效果的社会影响。朱华构建了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实际测度，为测度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提供了有效的测度工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组用综合评分法对中国各地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估，得出各地区的可比得分并进行排序比较，认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是高度相关的，并且用回归方程测量两者的协调度。

国外学者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中，大多聚焦于定性分析的层面，定量分析的研究比较少;同时在仅有的定量分析中，大多数学者都采用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方面(比如福利、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来研究，忽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其实覆盖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只采用某一方面来进行定量分析，分析的结果是不能全面而准确地阐述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因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国内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甚少，更多的研究是定性分析，同时定性分析也浮于社会现象表层，缺乏对经济社会发展内部之间关系的探讨。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考量

Mervyn A King假设社会发展依赖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它们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相当的小;同时他发现经济和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低国民收入水平上非常显著;另外，社会得分和人均GNP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考量，Michael Peneder基于28个OECD国家的数据，经过分析，结果证明产业结构是20世纪90年代OECD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个显著的决定性因素。Dwight H. Perkins研究中国问题时，指出至少在总需求方面，中国有着与众不同的经济结构，其对中国造成了一些特别的挑战。

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研究上，Mark Granovetter也认为社会结构，特别是以社会网络的形式，影响着经济产出。经济增长的一些直接社会效应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增长的速度和结构，而此又通过各种渠道反馈到它们。Francois Bourguignon认为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比较复杂，远不是近几年的文献中所提到的简化的回归模型。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比如，库兹涅茨收入不均衡理论)，依赖于一些国家特征，包括政策和体系变量[18]。对于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MarNeef提出“门槛假说”(Threshold Hypothesis)，即在每个国家，经济增长都会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直到一个“门槛点”，该点之后经济增长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换句话说，即对于每一个社会，在某一个时期，随着经济增长，生活质量会随之提高，但是当到了一个点――门槛点，超过这个门槛点，如果经济持续增长，生活质量可能会下降。

本文不拘泥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争执，旨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内部结构之间的影响效应，对它们各自的内部结构，选取相应的测量指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建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结构关系模型，求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结构关系方程，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