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共产党继续延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土地改革政策，还根据新的形势赋予其新的功能，“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以下就是为您提供的中共农村经济政策选择变迁的历史。

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 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这样，土改政策很快推广到新解放的地区，使广大民众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把农业的恢复提高到国民经济复苏的基础位置。一方面，针对获得土地的民众缺乏生产资料等现象，党和政府在农村地区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又采取增加农业投入、兴修水利、改良农业生产技术、开垦耕地、开展城乡交流等措施， 力促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 1952 年，农村经济基本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全国粮食总产量比 1949 年增长 44.8%，超过历史水平 9.3%;主要农业经济作物的产量也增长迅速，棉花总产量比 1949 年增长了 193.7%，超过历史水平 53.6%。(P158-159)广大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

然而，伴随大规模经济建设活动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农产品不能满足国家高速推进工业化的问题，“是继续执行既定的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还是采取均衡发展，使农业的积累首先用于农业和轻工业本身? ”(P202)的政策选择问题突出。 如果顺延广大农民的意愿，选择后一种路径，必然要对工业化发展做重新选择，改变早期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相反，如果采取前一种策略，则要对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走势作一个全面的转变。 而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的封锁政策以及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局势，最终使党和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中偏向了前者，采取完全排挤市场机制，直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安排。 当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不同于原生型的工业化道路，存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趋向。 对“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资本不但严重短缺，而且也无法像西方工业化发轫之时能够借助海外的掠夺和国内矛盾向海外的转嫁，我们只能依靠农业积累的转移来保证工业化资金之需。 要实现这一目标，党和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制度安排上不得不推行新的制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