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看一下二战后日本的案例。由于自然资源极为短缺，国内市场狭小，因此日本经济对外具有极高的依赖度。用着名经济学家米切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的话来说：“日本在必需品方面对外国的依赖大于任何一个工业大国。”而战败国的地位、非军事化的限制，又使其只能选择和平主义的国家发展路线。上述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日本必须采取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而这又对日本的外交战略、外交布局和具体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必须高度重视和优先处理好与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以确保主要国际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它又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处理好与主要资源供给国家、毗邻其海上战略通道的国家———主要是那些中小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以确保资源供应的稳定。但后者往往又与前者发生矛盾，由此导致日本经常采取一些看起来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外交行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针对国际局势做机会主义式的调整，一次次地随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而见风使舵。”比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面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武器威胁和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不得不采取与以往有着重大差别的“新中东政策”，其核心是反对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领土的占领，尊重中东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安全，尊重巴勒斯坦人基于《联合国宪章》的正当权利。这既是战后日本在外交上第一次采取与美国不同的政策，也与欧共体国家的相关政策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而招致这些大西洋两岸国家的严重不满。又如，1989年之后，“在联合制裁中国的各国中，日本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太情愿的角色，只是为了维护西方的一致，才勉强同意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制裁中国的决议”。1990年，日本率先在西方七国中解除对中国的制裁，恢复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此举同样招致其西方盟友的强烈不满。日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也是因为当时国内低迷的经济状况。

其次看一下美国的案例。与日本不同，美国国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较为优越;但与日本相同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对其外交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立国后的数十年间，美国之所以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除地理因素外，与其以农业生产为主且采用相对封闭的经济运行机制有很大的关系。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工业革命的完成，经济国际化成为美国的迫切需要，因此，它开始奉行对外扩张政策，秉持的是具有强烈霸权色彩的门罗主义。专攻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外交的着名历史学家布拉福德·珀金斯(Bradford Perkins)曾写道：1812年战争过后，美国“迎来了民族主义的高涨，其标志是致力于促进美国贸易、扩大领土疆域并向那个以往关注甚少的西半球地区扩大影响。这些努力在1823年门罗主义那里达到了顶点”，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也因此跃升为世界级大国。而在整个20世纪，美国国内经济发展方式与其野心勃勃的对外扩张政策更加密不可分。在被另一位着名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称为“美国的全球化”的20世纪前半期，美国之所以有意愿和能力深度卷入世界各地的安全、经济和文化事务之中，与其依靠高效资本投入和科技进步、全力推进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的经济发展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得益于这一经济发展方式，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其资金、技术以及商品更广泛地进入世界市场，从而为战后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经济基础;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为战后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安全和政治基础。美国也因此接替欧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在继续奉行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放弃了以往的粗放型方式，转而采取更加重视科技进步的集约化方式;冷战结束以后，更是进入了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美国的实力由此进一步提升。与此相对应，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也愈加浓厚，甚至一度出现了“美国不得不帝国”的论调。但这种咄咄逼人的“帝国行为”也严重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大量消耗了美国的实力，强烈腐蚀了美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近些年来美国的相对衰落、国内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乃至某种程度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美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特别是在20世纪，美国的对外经济、政治和军事“这三种扩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又相互推动，成为美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浅谈中国外交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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