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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文体)的文本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这就决定了教学方式的不同。目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教学内容不适当、教学方法不对路等问题，与教师解读文本时对文本体式的忽视有一定关系。

文本解读要解决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这篇文章写什么，它体现的人文思想是什么;第二，它是如何驾驭语言文字将这种人文思想表达出来的。具体地说，就是把握文章的语言、语脉、语境和语义。当然，这四者并不是截然独立的。文本的体式不同，其文章的构成也就不同，散文讲究“隐”，讲演词则要“显”，同是赞颂马克思(语义相近)，拉法格的回忆录与恩格斯的悼词(文体不同)，文章的语脉和语境大不相同，因而文本解读的方式也大不一样。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恩格斯在马克思葬礼上的演讲，无疑这是一篇悼词，与一般讲演词相比，悼词在表达内容和文本格式方面有着一些特殊的要求，但它毕竟是讲演词的一个分类。讲演词结构上一般由开题(开头)、主体、结尾构成，是一种议论性、说理性的应用文体。正因为恩格斯的这个讲演具有很强的议论性和说理性，所以长期被误定为论说文。

讲演词与论说文的区别是很大的：从语脉上看，论说类文体的中心是论证一种观点，讲求的是观点的正确性，论证的严密性，换句话说，论说文要求鲜明的思想观点、确凿的事实材料、精练的文。表达，而它的感情因素可强可弱，甚至可有可无;而悼词是向死者表示哀悼、缅怀与敬意的一切形式的悼念性文章，行文的语脉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通常是“悲痛——颂扬——悼念”。从语境上看，论说文的叙事成分不具有独立性，它仅作为论据依附于论点，对其进行说明论证，通常是紧扣论点，点到即止;悼词是对死者一生事迹的缅怀和评价，事迹叙述的内容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保持一定的量。

对文本的体式、文体性质的认识误差，给文本解读埋下了误读隐患。把悼词当做论说文对待，势必无端地去寻找中心论点、分论点，其结果是，将对逝者的评价当成中心论点，将对逝者的追思和缅怀当做论据，于是又不得不无中生有地去归纳论证方法，真是南辕北辙!

语脉，作为文章学的一个术语，说的是文章语言的脉络，也就是文章的布局和条理。古人对语脉极为重视，陆游《书叹》诗云：“论文有脉络，千古着不诬。”元代刘埙《隐居通议·文章三》：“凡文章必有枢纽，有脉络，开阖起伏，抑扬布置，自有一定之法。”我们解读文章的过程就是把脉、品脉的过程，但又不能不认识到，不同文体性质的语脉，即文章的布局和条理是不尽相同的。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作为悼词，它的基本结构是“开头——主体——结尾”的框架，这是悼词的常式结构，然而它的语脉环环相因，丝丝入扣，常中有变，不入俗套，表现出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技巧。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主体部分是叙述马克思的功绩，而恩格斯行文的顺序，也就是说语脉的贯穿，粗一看似乎不合常理，仔细揣摩，认真推敲，不禁拍案称奇。例如悼词的第二段，依据行文前后分别照应的惯例，结构上后文就该先讲马克思在革命实践方面的贡献，然后才讲马克思在历史科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但悼文的后面行文与此恰恰相反，先例举其理论贡献，再表述其实践成就。因为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是用英语讲演的，我们姑且用英语原文比较一下。对于这篇悼词的这一处理，有人解读为先讲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是为了突出悼词开头的“思想家”，看似有理，其实是概念混乱，将“思想家”(thinker)等同于“科学家”(the man of science)，并且认为“革命家”(revolutionist)不是“思想家”，显然，这不符合恩格斯关于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值得注意的是，译文中“科学家”一词，恩格斯在悼词中使用的是短语the man of science，而不是单词scientists。悼词英语原文这一句是Such was the man of science，强调他“作为科学的人就是这样的”，显然是说明马克思的科学研究，而不是说明身份)。也有人根据马克思的墓志铭“历史上的哲学家总是千方百计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解释世界，然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来解读，认为实践更重要，但实践是在理论指导下开展的，所以这样行文。那么，何不将“对于”两个短语顺序交换，全句变成“这个人的逝世，对于历史科学，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样与后文呼应，岂不是更符合逻辑了?这种解读，究其原因，还是按论说文的论证来理解文本的语脉，或者说是论证性的文章脉络，使得文本解读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

从文章章法来分析，可以通过散见于全文的一系列特殊语句来把握它语脉的构成。悼文的段落之间，几乎每个段落都有关联性、承接性的语句，如：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不仅如此……

这些语句可以连缀成一条连贯的语脉——层层递进。如果我们的解读不是从论证中心论点出发，而是从一个共同战斗40余年的战友缅怀逝者、向听众叙述他的伟大功绩出发，这一切不是很容易理解了吗?

讲演是一种社会活动，因而不可避免地要体现出这一活动的特征，如针对性、鼓动性、时效性。正因为如此，讲演对语境(时代感、听众因素等)的依赖性比较强，后人阅读前人的讲演词，距离感比较大，这就更需要依据文本体式，充实必要的背景材料来解读。

就语境而言，讲演词的语境不仅有一般文体的背景材料(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文章所营构的语言场景，而且有人际关系产生的语境，讲演是要说服听众的，因此，讲演者的身份，主体听众的身份，讲演的目的，都构成语境。《我有一个梦想》的讲演内容是民族平等问题，设想，讲演者如果是白人，或者主体听众(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的听众应该会有白人)不是黑人而是白人，这个讲演的语境就不同了。同样，《谈中国诗》的主体听众如果不是外国人，钱钟书的讲演肯定是另一个文本。

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对马克思一生伟业的高度概括，理论性很强，知识面很广，涉及的历史背景纷繁复杂，要让学生读懂这篇文章，不得不牵涉很多背景材料。由于参加葬礼的是马克思生前的战友，如李卜克内西、拉法格和龙格等人，很多东西都是双方默契和共知的，我们今天阅读时，就产生了语境的空白，如不补充这些背景材料，难免会影响到对语义的理解。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