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又与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内容是如何做好技术创新工作，希望可以帮你们解决问题!

一、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发表于1997年的一篇论文中,吴易风教授通过详尽的文本考证,证明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而不是生产力直接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①从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开始,在《哲学的贫困》、《资本论》、《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等一系列论著中,马克思多次强调了这一原理。譬如,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里,马克思说:“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吴易风就此指出:“请注意,这里不是生产力直接决定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生产方式,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②

在上述文本考证的基础上,吴易风进一步考察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提出,第一,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里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不单纯是生产关系③;第二,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括了对资源配置的研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下有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存在超历史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在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生产方式,总是为资源配置设定了特定的优先目标。厄内斯特·曼德尔在《权力与货币》一书中写道:“不同的经济制度、不同的生产关系体系以及不同的经济政策最终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形式。……社会科学的真正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从来没有‘纯粹的’经济科学和政治科学———在于发现哪一个社会集团,出于何种原因,为了谁的利益,强制推行一种既定的资源配置形式,并给承受特定的资源配置优先目标的人民带来什么后果。”④与此相反,按照罗宾斯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做的定义⑤,资源配置的目标是给定的,也就是说,资源配置的目标及其优先顺序的确立,被悬置起来不予讨论。显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政治经济学”和马歇尔刻意制造出来的“经济学”之间的深刻差别。从“政治经济学”的立场看,资源配置只能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下进行,这种权力的基础则可以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一些制度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可以说是一致的或近似的。譬如,“加尔布雷思认为,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者的权力’,‘权力系来自资本所有权———生产资料所有权’,而罗宾斯等人的经济学定义可能是‘掩盖这种权力的幌子’。”⑥

二、怎样运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解释创新活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规定自身的研究对象时,为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组织创新)这个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预留了位置。在我们看来,

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为解释创新活动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方法论基础。

在技术创新经济学中,一个在方法论上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技术进步和组织变迁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技术进步和组织变迁似乎呈现出一种相互作用,借用演化经济学家纳尔森(Nelson, R.,)的话说:“从一个角度看,正是技术进步在过去的200年里一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组织变迁处于附属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能引导和支持R&D、并使企业能从这些投资中获利的新组织的发展,我们就不可能获得技术进步。”⑦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生产力的发展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变化具有自主性(autonomy)和首要性,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化之间存在着具有因果性质的关系。但严格讲来,这个原理并没有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没有讲清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机制,没有讲清楚生产力的变化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此外,它力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确立相互作用的存在,却于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论理上的悖论。事实上,即便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也没有运用“决定”这个词来表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他使用的措辞是十分讲究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⑧在理解技术进步和组织变迁的关系时,不能把技术进步看作独立的、自主的过程。在这里,真正起着首要性作用、并把技术和组织这两个层面联系在一起的,是导致生产方式变革的创新活动。

在我们看来,生产方式概念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恰恰表明:在既定的生产力水平之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仍有着一定的可选择的空间。一种生产方式必然“适合”于既定的生产力,但无论如何不是被后者以决定论的方式机械地确定下来的。明确这一点在方法论上是极为重要的,它将为回答下面这样的问题提供一个出发点:譬如,为什么在现代大规模生产的旁边又形成了所谓精益生产方式?等等。同样,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也存在着更辩证的关系。布雷弗曼在他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中对此做了深入而系统的分析,他说:“本书主题之处就之于:……我们在我们周围看到的‘生产方式’,即组织和进行劳动过程的方式,是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的那种社会关系的‘产物’。”⑨

不应忘记的是,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已经就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之间复杂的、充满相互作用和反馈的关系做了深刻的论述。卢卡奇在批评布哈林的具有技术决定论倾向的观点时,就引证了马克思的这些见解。譬如,马克思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后才建立起来的。他明确地提出,“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⑩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生产的技术基础和中世纪的行会手工业并没有不同,首先发生变化的只是生产关系,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而生产的技术基础并没有变化。○11在论及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渡的问题时,马克思指出:“而现在,对于由必要劳动变成剩余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来说,资本只是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劳动过程,并且只延长它的持续时间,就不够了。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12因此,“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并不意味着“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以箭头表示因果决定关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决定论的依次决定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不是自主的(autonomous),而是生产方式或劳动过程变革的产物,也就是说,不能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来规定生产力发展的自主性和首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