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产生的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公共经济学概念和体系形成，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时期。在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界深入探讨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公共部门转变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方式的特定背景下，这两股学术潮流齐头并进式的发展深刻影响了政府参与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模式。如果说公共经济学体系的形成拓展了财政学关于政府行为的研究范围、夯实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那么以强调竞争和效率、“引私入公”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则是管理主义在公共领域的强力渗透和推进[1]。

继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危机颠覆了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的信条，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又暴露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局限。在对两个理论极端的追从中得到教训的学者和政策实践者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功能和关系，并努力寻求它们之间的合理边界[2].虽然市场失灵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理由，政府本身也存在失灵，但在纠正市场失灵更有效的机制出现之前，公共部门是唯一可能的选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如瓦格纳定律所揭示的那样，人们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与数量的需求不断上升，而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则日益增强。伴随着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民众对社会价值公正分配的呼声渐高。这都导致公共部门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让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力度。公共部门参与经济活动和管理社会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极大地考验着政府经济管理的总体能力(General Capacity)，使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地加强。英国学者吉姆?汤尼森指出，在新形势下，政府的总体能力，尤其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是一个经济体成功与否的关键[3].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给公共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部门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有关经济管理的新理论范式，以有效回应这些挑战。在实践中，20世纪末期在西方国家公共部门经济活动中掀起了一场旨在提升政府总体能力的改革运动，以委托管理、电子化政府、政府再造和绩效评估等特征最为引人注目。

在学术背景上，公共经济管理研究的开端和发展受到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浪潮的深刻影响。管理主义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强调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角色在公共领域的运用，主张公共部门仿效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如果把经济学对其他社会学科的普遍渗透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则管理由于其在实践中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也不断为其他学科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路径，是名副其实的“管理学帝国主义”[4](pp.27-28)。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创的以管理替代行政的趋势，各种以管理命名的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还有高校里开办的数目繁多、规模庞大的管理学院，都是管理主义盛行的明证。管理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后的“第四要素”，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活动的绩效[5](p.335-339)。

管理学和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两大主力学科，也出现了交叉融合的局面，且融合交叉的范围、领域、层次都有所扩展。在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大都兼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两栖性，几乎难以分清其为纯粹的经济学和纯粹的管理学[6](pp.82-83)。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经济学分析最终产生的政策含义，必须通过管理付诸实践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公共部门，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导致官僚往往夸大公共产品提供的成本，或通过寻租以谋取部门和个人经济利益;政府经济活动的弱成本约束，造成公共部门运行成本高昂;而传统官僚体制僵化刻板，人员照章办事，又造成公共部门行动迟缓、效率低下。这些弊端都深为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们所诟病，必须用以经济、效率为核心价值的管理主义对之进行革新和重塑，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一方面管理主义大行其道，且与经济学强强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公共部门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的弊端呼吁管理主义的革新运动。公共经济管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