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共管理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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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优点与可能的缺点。

案例研究的要义如下： ( 1) 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它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个案现实情况有意义的特征; ( 2) 尽管个案研究的重心在于对个案的分析和探讨，但个案研究必须服务于对母体研究对象的理解，个案可以是母体的典型实例，也可以是母体的非典型实例; ( 3) 个案研究不能停留在实例材料的详尽描述，必须要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从一定的视角出发，建构个案分析框架; ( 4)作为研究，在个案分析过程中，应当与其他同类现象、相关的理论对话，不能自说自话、把个案研究变成孤岛式研究;( 5) 个案研究并不排斥其他的研究方法，相反，它往往需要借助其他研究方法获取和分析案情资料; ( 6) 案例研究中的“个案”是关于包含有问题或疑难的真实典型事件的实际情境，可以是时间性的( 某一具体时段) 、空间性的( 社区、地区、国家) 、行动者类的( 个人、群体、组织) 、行为类的( 互动、决策、事件) ，或是综合性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只有单个案例，也可以包括一个以上甚至一组案例。

个案研究方法因以下优点而受人青睐： ( 1) 使研究对象或方向更为明确具体; ( 2) 丰富和深化作者和读者对问题的了解; ( 3) 资料获取范围相对具体，较之面上的归纳式研究和统计分析，其广度和成本比较小; ( 4) 兼具实证分析和理论演绎的双重优点，有利于研究者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案例研究出现以来，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批评。批评最多的是案例研究的外在效度问题，也即是否可以归纳成为理论，并推广到其他案例研究中。批评者常常称，单案例研究论据不充分、不足以进行科学的归纳。对于这种批评，罗伯特·殷辩解道： “这些批评者实际上是在以统计调查的标准看待案例研究……统计调查依据的是‘统计性归纳’，而案例研究( 以及实验) 依据的是‘分析性归纳’。在分析性归纳中，研究者也会尽力从一系列研究结果中总结出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理论。”[1]不过，话说回来，有些案例研究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于无视个案的代表性程度及其方向，将个案研究的结论强行拉升成普适性的观点。其次，由于一些案例研究不注重资料获取和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使用模棱两可的论据或带着偏见进行研究，案例研究的信度常常受到质疑。对案例研究的第三种批评是，它可能会造成过于冗长的分析报告。案例研究确实需要对案例相关情况的深入探究，如果研究者只是为了案例而案例，既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又缺乏研究意识，既缺乏分析框架又不比较分析相关案例或不与相关理论对话，则难免落下材料堆砌的口实。事实上，案例研究的上述批评和不足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问题不是出在案例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本身，而是有些很好的原则、技巧、步骤并没有在实际案例研究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2]。

二、选题、立意与研究价值。

根据研究动机，案例研究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 问题驱动式的、理论驱动式的以及混合式的。问题驱动式的案例研究旨在描述个案实际情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探究问题解决方案。这类研究多以调查问题、探求对策作为研究目的，基本上属于应用性的研究。此类案例研究的实质性价值在于它所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其方法论意义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满足规范化研究的四个标准： 测量工具效度、信度、内部有效性与外部有效性。测量工具效度是指针对所研究问题构造的测量工具的有效性; 信度是指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同样的研究，并预期得到同样的结果; 内部有效性是指研究证据能够支持研究结论中所阐述的现象或因果关系; 外部有效性是指研究结论具有相当高的普适性。[3]前三个标准是任何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满足的。但对于第四点，笔者以为，就公共管理案例而言，由于任何个案都有其特殊性，而且有些案例并非类现象的典型案例而是特殊个案甚至反常案例，因此，不宜对外部有效性做硬性要求。是否应该符合外部有效性要求，取决于研究者的选题立意： 如果研究者立意通过对个案研究提出一般性的问题分析和对策探讨，那么，案例的选取、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以及对策建议都必须具备代表性，也即外部有效性; 如果旨在展示个案的特殊性，则不必强求外部有效性，相反，应该突出个案情状、问题、成因与对策的个性。当然，大多数案例既具有类的一般特性，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类案例研究只需满足前三个标准，并兼具相应的外部有效性即可。

与典型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不同，理论驱动式个案研究的真正目的不在案例本身，而在于归纳出理论： 或是理论验证，或是理论批判，或是理论创新，抑或是兼具其中两者或全部。譬如，以美国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诸多研究者有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案例研究，都以完善、验证和支持“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框架为目的，最终形成一个学派。以验证理论为目的的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二点： 一是为有待检验的理论提供了活生生具体的实例，此所谓材料创新。这一点要求运用具有较高效度的资料获取工具以及较高的研究信度。二是检验的理论具有前沿性和新颖性———如果案例研究用于验证的是一个已经得到公认和反复验证的理论，则没有多大意义了。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者更高的期望是通过个案研究对既有的理论进行批判，最好是能提出一些理论观点或新的理论框架。此类研究近似Barney Glaser 和AnselmStrauss 创造的扎根理论方法( grounded theory method) 。我们姑且称之为“扎根式案例研究”。它归纳出的理论得自研究者对观测资料所蕴含的主旨、特征和结构模型的分析。扎根式案例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因为担心知道其他人的结论之后可能会固化研究者的现象观察和研究思路甚至理论观点。该理论方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 1) “将适用的事件和每个范畴进行比较”———在某个个案中出现某( 些) 有意义的范畴或术语时，就开始在其他个案中搜寻相同的现象，并将其概念化;( 2) “合并分类及其特性”———在此，研究者开始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研究该概念的关联现象或影响因素; ( 3) “划定理论的界限”———随着概念之间关系模式的清晰化，研究者可以忽视最初关注的但又和研究显然不相关的概念，便于减少范畴类型，并使理论本身变得简练; ( 4) “组织理论”———最后，研究者必须将他的发现变成文字，和他人分享。[4]事实上，许多新理论或观点的提出往往都是以对既有理论的批判为基础的; 不少公共管理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是通过近似扎根式案例研究归纳出来的。譬如，GarrettHardin( 1968) 教授提出的公用地悲剧理论，以及三十年之后，Michael Heller( 1998) 教授提出的反公用地悲剧理论，都是基于大量实例的扎根式研究而提出来的，尽管二人发表在《科学》杂志的论文并非典型的案例研究。

与扎根理论方法不同，Michael Burawoy 及其同事提出了另一种旨在理论批判和创新的个案研究方法——— “拓展式个案方法”( extended case method) 。这种案例研究定位于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并修改现有理论。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纯粹问题导向型个案研究———只寻求对个案本身的理解和问题的解决，无意于将个案研究中的发现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也不同于扎根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相反，Burawoy主张研究者在进入个案研究之前要事先熟悉相关的研究文献。拓展式个案方法的核心目的既不是要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框架，也不是证明或驳斥既有理论，而是要重建、发展理论。它旨在寻找和观察与既有理论相冲突的方式和他所谓的“理论缺口和缄默”。[5]以理论批判和创新为目的的个案研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能通过现实存在的个案证明既有理论解释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并重新提出分析视角、理论解释甚至新的理论框架。这一价值的确立，需要较为严格地满足规范化的研究的前述三个标准，第四个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为某特定类型问题上的外部有效性; 任何一个标准的缺失或不足，都会招致批判甚至否定。

研究实践中，还有一类特殊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理论应用式问题驱动研究。此类研究旨在应用某一个或多个理论，描述和解释案例现象，甚至提出解决对策。譬如竺乾威教授的近作采用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政策执行理论，尤其是模糊- 冲突模型中的政治性执行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2011 年“拉闸限电”的行为逻辑进行了深度剖析。一般而言，此类案例研究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研究者首次选择了对个案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充分解释力的，或者是与以往解释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此所谓理论视角的创新。如果已有研究者运用类似的理论对同类现象进行过分析，则此类研究将无甚新意。

除了上述三类案例研究动机以外，还有一类准理论驱动式的案例研究，姑且称之为理论对话式案例研究。这类案例研究的特点是： 它既不是问题驱动式的，也不是为了验证理论、应用理论或是创新理论，而仅仅是展示对特定个案现象各种理论之间的争议。研究者通过对个案现象多维度的展示，并搭建一个对话平台，把各种相关理论观点组织起来，形成争议焦点，以展现各种观点对同一个案现象的不同解释，或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和观点。这类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理论观念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理论观点的非充分性及其与相关理论观点的分歧，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学习者了解问题的多面性和理论的多样性。譬如，《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 社会调节政策八个侧面》一书的撰稿者们通过对堕胎、扶持措施( affirmativeact) 、死刑、同性恋者的权利、枪械管制等个案问题的讨论，展示了美国社会调节政策中的道德冲突; 《行政伦理两难深度案例分析》一书则通过12 个案例研究展示了中国社会对一些公共管理问题的理论对话。

三、研究构思和主体框架。

案例研究的框架构思应该服务于研究主旨和目的; 不同的研究主旨要求不同的思路框架。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有三大类： ( 探索) 描述、解释和对策( 规范) ，不同的研究各有侧重或不同的任务组合。有学者根据研究目标/任务，将案例研究分为三种： ( 1) 探究型案例研究： 尝试对事物的新洞察，或尝试用新的观点去评价现象，它侧重于提出假设，它们的任务是寻找( 新) 理论; ( 2)描述型案例研究： 主要是对人、事物或情景的概况作出准确的描述。它侧重于描述事例，它们的任务是讲故事或提供图景; ( 3) 解释型案例研究： 适于对相关性或因果性的问题进行考察，它侧重于理论检验; ( 4) 评价型案例研究： 侧重于就特定事例作出判断。[6]罗伯特·殷根据案例研究的目的概括出案例研究的六种写作框架： ( 1) 线性分析式结构。这是一种撰写研究报告的标准结构。子题目顺序遵照研究的问题或项目的顺序： 以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综述开头，然后概述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如何收集和分析案例资料) ，从收集和分析的资料中得出了什么成果，以及这些成果的结论和意义。这种线性分析式结构适用于阐释性、描述性和探索性案例研究。( 2) 比较式结构。它把同一个案例重复两次以上，比较对相同案例的不同陈述或解释。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阿利森对古巴导弹危机的著名案例研究。在该书中，作者把该案例研究中的“事实”重复叙述了三遍，每次都联系不同的理论模型，而非简单的、全面的重复。( 3) 时间顺序结构，即依据时间顺序陈述案例研究的例证。这种结构在解释性案例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事件的因果顺序必须一件接一件以时间顺序展开。写作时需注意各个阶段的详略和匀称性问题。( 4) 理论建构式结构。这种结构里，章节的顺序依照一些理论构建的逻辑来安排。所谓逻辑，取决于特定题目或理论，但每一章或每一节都应揭示出理论论证的新颖部分。这种结构适用于阐释性和探索性案例研究，这两种研究都涉及到理论建构： 阐释性案例需要研究因果论证; 探索性案例则需要论证所提出的假设或命题的价值。( 5) 悬念式结构。与前面讲的线性分析式结构正好相反，这种案例研究写作把“答案”或结果在开头的章节里陈述，剩下的部分———引人入胜的主要部分，则用于解释这种结果的形成，以及后面章节中采用的各种阐释方法。这种结构主要适用于解释性案例研究。( 6) 无序( 混合) 结构。其章节的顺序并不是特别重要; 调整章节顺序，不会降低价值。这种结构通常用于描述性案例研究，而且常见于一些案例分析集。[7]由于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纯粹描述的案例研究( 仅对案例资料情状和问题进行描述)很少，只有现象描述和成因解释的案例研究也比较少，大多数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兼具上述三项任务。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论文的必备“附件”包括“引论”、“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其常用主体框架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 1) “现状- 问题- 成因- 对策”。这种结构属于罗伯特·殷所讲的线性分析式结构，章节安排的一般顺序为“现状描述→问题分析→成因解释→对策讨论”。它主要适用于问题驱动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尽管有些“八股文”的色彩，但却比较容易把握和应用。一般来说，案例材料必须贯穿这一主体框架的始终。

( 2) “理论基础- 案情介绍- 理论分析- 对策或结论”。

这种主体结构常见于问题驱动倾向明显的理论应用式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在众多相关的理论中，寻求最具针对性、最有解释力、比较有新意的理论( 视角) 是这种研究的难点。

( 3) 旨在理论批判与创新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常见主体框架有二： ①“案例介绍- 既有理论分析及其不足甚至错误- 提出理论假设或分析框架- 新理论的应用前景或价值”; ②“案例介绍- 提出新的理论概念或预设- 比较新旧理论观点及其对案例的解释- 新理论( 观点) 的应用前景或价值”。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要能根据案例实情指出既有理论存在的不足甚至错误，并透过案例材料提出新的、较之既有理论更具竞争力的理论。

( 4) “案例介绍- 各种理论观点之间的交锋- 理论困境或出路”。这种框架比较适合于理论对话式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构建理论对话平台，为案例所涉的各种观点提供平等的表达机会，并尽自己的知识所能为各种观点提供与案例相关的支撑性论据，以使它们能够充分地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