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初探，试图归纳分析存在的问题的表象及成因，做一番梳理。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研究与改革。”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

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和行政理论的发展，促使大批行政学、管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立足于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运用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三权分立”的思想进行的公共改革，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我国国内没有统一的研究公共管理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研究，由于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的不同，从而导致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差异，致使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尚处于“理论引进与纷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大量涌入，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

1. 公共管理学研究陷入“西化”误区

多数学者和研究成果以介绍国外研究现状与评论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或者是试图按照西方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来解释中国。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固化西方经验，陷入“西化”误区。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用西方话语系统来解释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论研究过程充满了直接移植和加工痕迹。在一份“行政管理学前沿与热点问题研究综述”在谈到研究薄弱环节时认为，特别是在对国外政府管理经验的研究方面，一般往往停留在介绍和引进层面，缺乏深入的分析，对于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真正有效实现西方经验与中国政府管理实践的结合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不可否认，引进和吸收是理论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数量积累阶段和创新准备时期。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暗含着一些包括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的当然前提条件，比如他们认为当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以及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这种结果形成其典型的畸形研究范式就是从西方现成的理论出发，依据西方最新流行理论，对照中国公共管理现实，指出实践中不符合理论之处，把原因归结为根本体制(暗指难以改变的基本制度)。于是，提出对策和得出结论就必然习惯性地陷入“体制无奈”，造成公共理论研究实践中无为。盲目的寻找理论根据并生搬硬套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容易导致学术上的坐享其成消极思想的养成，而且无法结合我们的现实国情，对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公共管理模式的建立都是一种误导。

2. 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实质性知识的增长

公共管理学研究热衷于理论概念的“时尚”与研究成果表达方式的“语言陌生化”，偏离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有学者概括，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发言最多但水平不一定更高的现象:观点炒作多理论创新少，应景之作多，知识积累少;学风浮躁者多，治学严谨者少。在西方所谓“普世”理论与中国基本“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出现了两种倾向:

2.1西方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的盲目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