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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普遍认为，高等教育中的新管理主义浪潮的流行趋势不可逆转。近年很多国家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往往将私营机构的管理方式和背后的理论引入到高等教育管理中，使得高等教育机构的运作发生重要变化。这种现象被冠以新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NPM，New Public Management）。[1]
　　在新管理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着重于经济和效率、成本抑制和分散化管理。后期则引入市场概念，着重于质量的持续改善，以及注意到使用者的期望，这就是现称的“新公共管理主义”。之所以引发新管理主义的变革，主要是原有的公共部门的规模与能力受到质疑。有学者指出，大而无当的公共部门消耗了原已稀少的资源。[2]因此，新公共管理主义学者们提出，应该引进企业的管理方法与市场的竞争机制，例如由中立机构来提供各种服务与劳务，代理公共部门的部分功能，改善原有的公共管理部门的缺乏效率、浪费资源的情况。新公共管理主义理论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效法私立机构，特别是企业的管理方式；二是运用一些手段，将官僚、权威式的作风转化为有效率的、顾客导向的新管理典范。新公共管理主义思潮对高等教育的转型有着多种启示价值，并引发了高等教育的新转向。

　　一、关注市场，追求效率的高等教育改革

　　进入21世纪，全球市场已然不是传统大工业生产时期的市场概念，它更强调的是高科技、信息技术、产业创新，因此它更关注高校能否培养创新性人才。“通过教育投资，可以造就人才，而人才质量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保障。”[3]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为了要应对市场化的浪潮，提高科技发展的水平，都在不断改革高等教育。
　　在关注市场需求的同时，新管理主义者发现，20世纪60至90年代时期的高校扩张带来了问题。20世纪60年代，一些欧美国家受到福利国家政策和民主思潮的影响，为满足教育机会均等的社会需求，纷纷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很多非大学部门（如美国的社区学院、法国的技术学院）纷纷涌现，以吸纳迅速增长的本科生数量。如1980年，韩国、新加坡、泰国、瑞典、美国等的高等教育在学率分别为15%、8%、15%、31%、56%，到了1997年，则各飞速提升为68%、43%、22%、55%、81%。[4] 我们再以OECD国家的入学指数为例，2007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OECD国家其高等教育入学指数都在65%以上。
　　虽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有其必然性与重要意义，但近年来，出于对效率和效能的关注，以及对全面、复合型人才的重视，新公共管理主义者们纷纷对高等教育机构之课程狭窄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学者们认为，为提升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质量，改善高等教育的品质，强化资源的有效运用，引入中立的私营机构，以追求效率的管理方式理应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特别是一味追求规模的扩大效应并未带来高等教育质量效益的提升，相反，学术竞争力、师资质量反而有所下降。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新公共管理主义学者们就提出了不仅要扩大规模、更要注重质量的管理思路。例如，2000年后，中国香港在市场化的影响下，开始思考如何培养“具备创新思维、灵活应变、善于沟通和精于分析判断的通才，以及各方面的专才，在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下，维持国际金融、经济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大都会”[6]。
　　同时，新公共管理主义学者对市场化也作了重新的解读与思考。他们主张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教育机构尝试将其学术产品，推广至企业与商业领域。这被称为“由内而外的市场化”过程（marketisation inside-out）。二是按照企业管理的原则与方法对教育机构进行重组，此被视为“由外而内的市场化”过程（marketisation outside-in）。[7] 新公共管理主义学者认为新的市场化会给高等教育带来诸多优势(如表2所示)。
　　目前高等教育市场化所强调的是，高等教育主要应由市场来调控，开放市场与自由竞争。“市场化”的高等教育改革，所强调的重点是教育权威下放，教育系统向下授权，加强机构自主和学校本位的行政和管理，加强家长的选择和社会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