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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中，苏童无论从其小说的创作及文体的革新上都是不能忽视的作家，读者所能看到的除了前期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红粉》、《米》等，还有近期的为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的“重述神话”而写的《碧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苏童在读者的记忆中总是有一抹鲜亮，是为数不多的中国当代畅销书作家之一。虽然坊间或评论界对苏童及其作品存在着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本文却试图从民俗学这样一种视角来解读苏童的小说，以小说中的民俗问题加深对苏童小说的理解，因为“民俗的表现是为小说气氛的营造，为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小说情节的推进服务的”。因此，民俗学与文学的结缘与互动，就成为读者与作品交流对话的内在机制。民俗记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潜伏现象，分布在多个历史时期，且相当活跃，构成现当代文学文本中重要而又鲜明的历史记忆。长期以来，对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多聚集在作家、作品层面，对民俗研究，也相当程度上停留在民俗本身。当然，也有部分作家将理论探究的触角伸到作家心态上，如杨守森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然而，窥照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的四要素———作家、作品、读者、世界，却都无疑感到世界成为我们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虽然就写作方面，再论及创作素材上也反复提到生活是作家创作的唯一源泉，也有不少作家的生活经历构成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某种因素。但是，作为民间的生活，它远远超越于我们的意识层面和想像阈限。而作为陈思和教授所言的藏污纳垢的民间，其中的民俗确实是颇具魅力的。苏童的作品便提供了这样解读的范式。

点灯:宗法制度下奇异的得宠习俗

中国社会是在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在乡土的社会中，浓缩着先民“安土重迁”的人生理想与不断反省的小农意识本份，在不断畅快和活跃的小农意识中，中国人总是处在对未来充满憧憬，但又绝对安于现实的矛盾中，夹缝生存，生之快乐，死之坦然，安抚自己，又在祭奠先灵，这就是乡土，这也就是民俗的诞生地。与欢腾活跃的民间社会形成对比的却是女性尸体与屈辱铺就的漫漫长路。在原始的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产翁制”，即女子生了孩子在床上做月子时，男子急迫的将妻子赶下床，学做产妇的样子自己躺在床上。这就表明，在母系氏族社会末期，男性急迫的想取代女子地位的一种外在表现。从此女性便踏上了漫漫求解放的道路。奴隶社会的殉葬，陪殉的女子占多数，封建社会的“裹脚”表象上是缩小的脚掌，但在深层却是女性变形的邀宠，其形式之惨在莫言小说中有再现“奶奶不到六岁就开始裹脚，日日加紧。一根裹脚布长一丈余，曾外祖母用它，勒断了奶奶的脚骨，把八个脚趾，折断在脚底，真惨!我每次看到她的叫，就心中难过，就恨不得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脚自由万岁!”

这种为了满足男性阴暗的赏玩心理的所谓“审美”的确戕害了女性的内心。为了获得男性的宠爱，女性不仅要对镜理红妆，贴花黄，而且用心良苦，施展计谋。在古代，君王后宫佳丽云集，何时得以宠幸，所以便有君王喜欢坐羊车去后宫，羊停在何处便去某一妃子处，因此，一些女子便在自己的小房前悬挂鲜嫩的青草以吸引羊，这种无奈的举动，变相的邀宠在女性悲凉史上又书写了沉重的一笔。作为先锋意识浓厚的作家，苏童的《妻妾成群》不应该忽略。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女性遭受的婚姻悲剧的故事。在“五•四”时期，许多“新青年”冲破旧式家庭，追求个性自由，鲁迅《伤逝》中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觉慧，觉民成为高家不坐轿子的人，以此行为来对抗封建教条与伦理道德。《妻妾成群》中颂莲这个“新女性”却走进一个旧家庭，她几乎是自觉成为旧式婚姻的牺牲品，她的干练无疑成为她走向绝望之路的原动力。显然，苏童赋予这个女性过多的女人味，她谙熟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和勾心斗角，甚至以“床上的机敏”博取陈佐千的欢心。然而，她清纯的气质和直率的品性终究挽救不了一个小妾的命运。“她在任何事情上都听从于她的的内心，竭力守持着她的理性与信念，例如，他不愿为了争宠而顺服陈佐千的屈辱与贬损，又如，她执迷地坚持勘破死人井的秘密，小说几乎没有关于陈佐千的详尽描写，这个热衷于纳妾式男人，看上去有点像西门庆，他以对床弟的热情来掩盖已经颓败和虚空的生活。在整个故事中，他是一个至高无上而又苍白空洞的背景，以至于在张艺谋改编的影片中，陈佐千只剩下一个凝重而模糊的背影。”

对于苏童的叙事来说，“故事”似乎并不特别重要，主题甚至也无须深究。这个并不新颖别致的故事，却能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就在于苏童富有韵味的叙事，那种纯净透明的语言感觉;那些刻画得异常鲜明的故事情境;那种温馨而感伤的气息、显然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家》、《春》、《秋》和《红楼梦》，甚至《金瓶梅》的影子;作者对这种生活的把玩观照，多少还可见中国旧式文人的传统态度。所有这些使得苏童的叙事既具有历史虚无主义的手笔，却也深藏着文化蕴含。某种意义上，这篇小说表达了苏童乃至一代青年作家奇怪的历史观。即把“性”看作历史的根源和动力。由于“性”的紊乱，家族乃至历史破败的命运不可逃脱。陈佐千作为一种古旧文化的历史记忆，他试图从年轻女性身上获得生殖力(生命力)，他的企图的失败象征性地表示了旧的中国历史已经彻底丧失了延续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无意中写出了一种历史颓败的情境，一种文化失败的历史命运。苏童的《妻妾成群》没有多余的民俗书写，然而，两年之后，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将《妻妾成群》以《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名称搬上银幕，其中的“灯笼”意象留给了观众很重的印象，点灯———灭灯———封灯的程式代表着权力的施用与对人的精神控制，在陈府获得点灯的机会，便意味着受宠和得到尊重，即如卓云对颂莲所说的“以后你要是天天点灯捶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因此，点灯便成为陈府女性得宠的象征，这种由点灯的程式构成了完全外在化的权力施演方式。电影中的颂莲为了争宠而假装怀孕，被陈佐千一怒之下封了灯。这种点灯意味着受宠，灭灯表达暂时不得势，封灯意味着失宠，被打入冷宫。这种习俗在陈家诞生，活跃在陈佐千的生命历程中。虽然这并非苏童《妻妾成群》小说中的意象，这是张艺谋激发观众的猎奇心理的一种手段，然而，这种原著没有的女性得宠习俗却在互动的过程中给原著以锦上添花的效果。这与女性在屋前用鲜嫩青草吸引羊车，有异曲同工之功用。女性成为男性玩物之时还需想尽方法邀宠，不得不说是女性在寻求自我解放道路上的障碍。而这种点灯的陈府习俗已使得电影中的女性的人性在道德的长征中渐行渐远，所以才有颂莲的假怀孕来获得点灯的宠爱，因此看似简单的点灯———灭灯———封灯却是古代社会女性之间人性、道德、欲望的矛盾交织点。这种宗法制家族中的种种规程使得女性遭受到来自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戕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