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违宪审查制度，扩大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以利于其在行政管理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抽象行政行为不是法律概念，只是学术上对行政行为的分类。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的事项而不特定的相对人实施的行政行为，包括行政主体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行为，也包括行政主体制定行政措施，发布行政命令、通知、通告、决议、决定的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相对于具体行政行为而言的，它与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区别是适用的相对人是否具有特定性。抽象行政行为所针对的相对人是不特定的，而具体行政行为所针对的相对人是特定的[1]。行政权的行使无非是通过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来得以实现，抽象行政行为在政府进行行政管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各级政府的指挥、监督、协调、管理等职能的发挥更多依赖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发布。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尽管在表现形式、制作程序和效力范围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但两者内容都将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产生影响。根据“有权利就有救济”的行政法原则，无论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法律都理当为之设置监督审查制度，但我国目前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并不完善，行政诉讼仍将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排除在外，通过行政复议程序的审查也远远不能将抽象行政行为有效地控制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2]。在此，笔者试就建立和完善抽象行政行为审查制度阐明一管之见。

一、抽象行政行为审查制度的现状和弊端。

我国现行体制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是通过非诉讼方式实行的。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司法监督和复议监督，这两种监督一般是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来实现的;二是行政机关内部的审查监督通常是上级对下级进行监督;三是权利机关通过备案审查等方式监督抽象行政行为。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命令和决定;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制定的《法规规章备案规定》所规定的制度进行备案。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也要通过向上级行政机关备案的方式进行监督。但这些监督看似途径广泛，但监督力度较低，实则缺乏根本的合理性和现实可操作性，难以对抽象行政行为形成有效的制约。

(一)、行政机关内部基于层级监督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的抽象行政行为监督不外乎两种模式，一是行政复议监督;二是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前款所列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行政复议法的此规定，只将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入审查范围，并规定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只能在提起具体行政行为复议申请时一并提出，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由于行政复议机构一般情况下从属于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构，下级对上级进行监督无论是监督力度，还是公正性都无法得到保证[3]。行政复议法规定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可以附带审查，这是我国首次在行政法中确立了规范性文件复议审查制度，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我国行政法制的一大发展[4]。但是复议法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首先，在审查范围上只能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其次，对规范性文件不能直接提起复议申请，提出对规范性文件的复议申请必须是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而附带提起的[5]。行政复议实际上是一种不告不理的被动监督程序，该程序的启动必须是行政相对人的复议申请。在现实行政管理中，由于人们法律意识的欠缺以及对行政权力的畏惧，行政相对人很难积极地通过行政复议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近年来复议案件受理的情况来看，行政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是违法行政行为的少部分。因此，通过复议程序而得以纠正的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数量有限;《行政复议法》的上述规定，进一步缩小了违法抽象行政行为受到审查的可能性。第三、针对具体行政行为，复议机关既可以审查其合法性，也可以审查其适当性。抽象行政行为同样也存在不适当的问题，但《行政复议法》仅规定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没有确立抽象行政行为的全面审查原则;另外，复议审查与司法审查是有一定的联系的，行政诉讼排除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复议审查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审查制度，也显得较为孤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