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实施的税收调整政策，尽管程度不一，侧重点也有所差别，但主要还是在所得税上做文章，再辅之以流转税的微调。其中发达国家侧重于刺激消费和投资。由于这次危机源自房地产市场，因此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重点扶持房地产市场，同时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拉动内需，并增减税配合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扶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并视之为未来经济的主导。发展中国家由于个人所得税比重小，调节能力弱，主要在公司所得税上做文章，侧重于扶持吸纳劳动力就业较多的中小企业发展。通过降低税率、增加抵免等手段提高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并有意识地保护国内产业，减少经济的对外依赖度。

可以看出，上述国家的税收调整，主要是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及理论被货币主义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群起抨击，并在80年代被供给学派取而代之，但这次的经济危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主要立足于增加需求，希望通过内需的提高来拉动经济，实质上是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因为凯恩斯主义政策是短期政策，所以很多国家都限定了减税的有效时间，大多两三年，具有临时性特征，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就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拉动内需、启动消费的税收政策不能长时期使用，只能作为相机抉择的政策。同时由于我国的经济基础和发达国家不同，不能简单地照搬凯恩斯理论，将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方法拿来应对长期性问题。因为凯恩斯理论有其运用的经济前提。凯恩斯对消费持“绝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短期消费水平主要取决于现期收入绝对水平，随着收入增加，人们的消费也增加，但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将宏观经济困境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理论的提出是为了解决西方国家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结构和体制在短期内几乎是不变的，所以在宏观经济分析中，通常不把长期、结构、体制目标列入考察范围。一般是以单一经济结构和生产要素稀缺性为前提，研究税收政策与现有资源的最优配置。税收调整政策主要是作为一种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来运用。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尚不成熟，出现日趋严重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内部失衡是指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外部失衡是指国际收支的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这种格局的形成，是长期以来采取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所致，即是靠高额资源投入，特别是高额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因此，中国 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二元结构转换和经济转轨的进程中，结构和体制不仅是可变的，而且直接制约着经济态势和宏观政策的选择。所以我国税收政策不能仅着眼于短期效应，调节短期的供给与需求关系，还应兼顾长期发展问题，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和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促进消费与投资的协调，从根本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在这种前提下，税收政策调控的侧重点应和其他国家有所区别。有必要从生产函数着眼运用税收政策调整分配格局，提高劳动和知识的比重，减少投资性比重，刺激投资的政策只能作为应急措施。从中长期看，我国税收政策应着力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即由资源投入驱动的粗放发展转变到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发展。如何平衡以应急为目标的基础设施投资刺激与促进消费增长为目标的结构调整，是税收政策决策中的一个关键点。

三、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78～1990年问的经济增长中，我国消费增长贡献率均值为62.9%;1990～2000年下降到56.6%;2001～2007年间，消费贡献率均值下降到40.8%。与此同时，投资增长贡献率在三个时期里，则从30.3%上升到36.1%，进而上升到49.5%。消费与投资增长贡献率的变动，呈加速变化态势。2001～2007年间消费的贡献率均值下降了15.8个百分点，投资的贡献率均值上升了13.4个百分点。投资增长贡献超越了消费增长贡献。消费需求的持续低迷，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后劲不足，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拉动，进而恶化“产能过剩”问题和加剧国际贸易摩擦，“产能过剩”问题恶化和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反过来又使得投资和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居民消费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影响了国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因此，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市场的有效需求之上，才能有效拉动内需的扩大。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灵活有效的税收政策是刺激消费需求、解决当前消费不足和经济增长乏力问题的有力举措。尽管近两年我国陆续出台了一些税收政策，如企业所得税的合并、增值税转型、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消费税的改革、房地产交易的税收政策调整等，但立足点主要还是鼓励投资，对拉动消费，应对金融危机的税收政策评价与思考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还有待完善和加强。因此，我国税收政策的能量应该释放到有利于改革和结构转换的方向上来：在城市，重点排除有碍于新的消费和投资增长点形成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在农村，提高农业生产的收益率，疏通和拓宽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渠道。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