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制度理解上的差异
　　公共选择理论和交易成本政治学都重视制度对于解决政治问题的作用，但是二者在对制度的理解上是存在差异的。公共选择理论主张制度主要是宪法规则和在宪法规则下制定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为了解决政治和经济互动所形成的缺陷，其实质是在权力给定的条件下基于理性个人计算的同意。所以，制度是有层次的，宪政作为一项设计国家制度及运作的规则，对于其他层面的规则如经济、文化、政治权力层面来讲，起着一种提纲挈领的作用。即宪政规则是规则的规则，是产生其他制度的基础，因此，宪法应得到最多的同意，即形成或改进宪法的程序性标准应该是一致同意原则。“除非自愿参加签约的所有成员对立宪的内容表示一致的赞同，否则没有真正的契约和宪政可以建立”。基于契约主义的观点，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制度效率不存在高低之分，“个别政策法令不存在效率或非效率的判断。一部宪法的效率应当根据他整个生命周期中可能的效果由于深受博弈论的影响，交易成本政治学认为制度是重复博弈均衡的产物，表现为政治市场中构建的政治制度或组织，政治交易成本就是由这些政治制度和组织决定的。如同经济学可以将企业视为一种治理结构从而有效分析不同企业的交易成本处理机制一样，在交易成本政治学看来，也可以将政治制度与组织归属于治理结构，通过将各种政治治理结构的内部关系描述为“隐含的契约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制度和组织中广泛存在的科层制不仅是契约行为，更可能是契约工具。因此，政治治理结构在政治市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必须关注政治制度和组织为处理交易成本所进行的演变。这种演变的过程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变迁的成本和收益决定着变迁是否发生以及如何发生。“当做出改变的交易成本超过改变带来的交易成本节约时”，就会形成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因此，交易成本政治学对制度效率提出了明确的衡量标准，强调政治制度应当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并在借鉴经济交易成本计量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交易成本计量的范围：(1)市场性成本。包括政治交易的信息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2)技术(管理)性成本。包括政治市场中的立法技术、技巧和艺术，政策执行者出于履行与政策制定者之间协议的目的，在信息搜集、调查研究等不涉及利益取舍的方面所支付的成本。(3)政治性成本。包括政治交易要考虑政治制度框架的运行和调整所涉及的成 本，政治利益博弈成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