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差 异

　　1　交易成本认知上的差异
　　公共选择理论和交易成本政治学都认识到政治市场中存在政治交易。但是，与交易成本政治学不同，公共选择理论并没有认识到政治交易存在成本，或者说是它故意忽视了政治交易成本。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科斯的论点由于加入交易成本这个修正条件，其力量被削弱了”。受科斯定理的影响，公共选择理论构建了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政治交易模型。科斯定理宣称“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成本为零，权利的初始配置与资源配置效率最终结果无关”。虽然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同质，科斯定理可以应用到政治市场和政治交易的分析中，“政治领域中的理性参与人会进行政治谈判直到所有互利交易都已穷尽为止”。给定不同的社会需要，政治交易就会趋于产生能够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政策和制度，而不管初始政治权力如何分配。换言之，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如果政治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为零，或者通过政治制度可能降低交易成本，那么讨价还价的政治过程就能使政治市场达到一个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均衡。
　　科斯定理被证明是不成立的，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监督、实施交易都存在着成本，且“复杂程度越高、交易厚度越薄、封闭信息越多、交易各方越狡猾、有限理性程度越大，都会提高交易成本”。因此，科斯定理“只能应用于既没有交易成本又不存在财富效应的情况”。不同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政治学认为，政治交易存在高昂的交易成本，“应当看到政治市场比经济市场更多地被交易成本所困扰”。政治交易成本包括“所有影响不同资源组织和生产活动方式的相对绩效的因素”，具体包括搜寻成本、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执行和监督成本、政治组织成本、政治制度运行成本等，这些交易成本源于构成不同政治交易基础的特定政治制度的差异，因此，研究不同交易成本如何影响政治过程，又是如何影响政治制度设计便成为交易成本政治学的主题。从这一主题出发，交易成本政治学修正和发展了公共选择理论在一些问题上的论述。例如，诺斯在《政治交易成本理论》中分析了美国国会的立法过程，对公共选择理论“假定所有的法案和各种法案能够产生的成本都提前知道，并且没有时间维度”导致对选票交易和互投赞成票解释乏力做出了合理的回答。诺斯指出，立法过程的选票交易和互投赞成票存在大量的交易成本，这些交易成本促使立法者改变了一系列规范交易的制度安排，从而使交易能够达成。议会中的承诺制度就是这种安排的一个例证，否则高昂的交易成本将会使任何选票交易和互投赞成票都不可能。

　　2　政策制定理论上的差异
　　在政策制定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控制整个政策程序的宪法与该宪法框架内个别政策制定之间的区别”，认为“任何特殊政策制定活动的结果都是由政策程序在制定的宪法规则中运行所决定的”。作为个体公民做出集体决策以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和场所的国家“是一种人类组织，在这里做出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换言之，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一切活动都以个人的成本一收益计算为基础，他们会在政治市场上，像经济市场中一样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因此，国家的政治决策过程也像市场经济的过程一样，是一个利益交换的过程，政策是各种利益主体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国家政策总是代表着某些人的特殊利益，即使是“最公正”的政策也不免带有一定的利益偏向。
　　与公共选择理论不同，交易成本政治学认为，体现政策制定规则的宪法是一种不完全合同，不可能对任何环境下所要遵循的每个程序和细节进行详细的说明，因此，政策制定“都有一定的自由，只不过有些时候自由大一些，有时候小一些而已”。作为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政策制定是一个在“真实时间”中发生的政治过程。“政治过程是许多企图影响政策直接制定者(代理者)行为的参与者、(委托者)之间的一种博弈”。政策选择问题因此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计算问题，在技术上决定采用何种政策的过程，与政治领域的政策制定过程完全不同，实际政策经常与最优政策截然不同。因为政策制定者受技术和信息的制约，也受到由于利益冲突以及面对这些冲突需要做出集体决策时的政治约束，因此政策选择是内生的，是在具备某些特征的制度内的公民投票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互动的产物。作为政治交易达成的契约，政策制定面临着巨大的交易成本，如谈判和协调成本、信息不对称引致的代理成本、做出可信承诺的成本等。这些交易成本会影响到政治制度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