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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是把经济学运用于政治科学的分析”。就研究对象而言，公共选择无异于政治科学：国家理论、投票规则、选民行为、党派和管理体制等。交易成本政治学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与延伸，它认为“政治过程和经济领域一样都存在交易行为，可以在交易框架中分析政治问题”。借助交易成本“这把钥匙”打开政治过程的“黑箱”，并检验其内部机制的实际运转情况。作为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选择理论和交易成本政治学存在着共识，但是，兴起于公共选择理论之后的交易成本政治学“大大地增进了对于政治领域的交易及制度的理解，弥补了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不足”。

　　一、共 识

　　1　秉承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概念
　　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以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但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是经济学的。与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同意的计算》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概念工具以及逻辑分析法”本质上都渊源于经济科学。奥德舒克因此指出，“自《同意的计算》一书出现后，政治学学者开始觉得有必要熟悉无差异曲线、供给和需求曲线，以及弹性、市场均衡、效率、公共品与私人品、消费者剩余等概念”。借助这些经济学概念和分析工具，公共选择理论探究了寻租行为、政党竞争、政府失灵和官僚行为等政治现象，形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三大学派(罗切斯特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虽然各个学派的具体主张存在某些分歧，但是每一个学派都采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解释宪政、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政治问题。
　　作为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前沿领域，交易成本政治学在沿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和概念的同时，直接应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逻辑来研究政治问题。交易成本政治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交易，“交易”概念最早由康芒斯提出。1937年，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应用在经济分析中。威廉姆森拓展了交易成本分析，把交易成本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并将交易成本区分为事前交易成本(包括签约、谈判、保障契约等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包括适应性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建构及营运成本、约束成本)，从而使交易成本在揭示经济市场的本质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由于“任何一种关系，不论是经济关系还是其他关系，只要它表现为，或者可以表述为签约的问题，就都能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概念做出评价”。交易成本政治学由此“把交易成本分析推广到政治交换中”。政治交易成本指的是政治领域中进行权利交换所耗费的各种资源，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导致了政治交易成本的产生。(1)由于政治领域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政治代理人拥有政治委托人所不知的信息，“只要政治代理人是信息优势者，拥有一些为政治委托人所不知的信息，而政治代理人的本性中又包含着自私自利的成分，那么，理性的政治代理人就有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谋取私利”。这种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政治交易成本的产生。(2)机会主义“是指个人谨慎地运用有关交易对象特殊的信息以及自身偏好与意愿，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更一般地，机会主义是指信息的不完全或受到歪曲的透露，尤其是指意图的误导、歪曲、掩饰、混淆或制造其他混乱等精心算计的蓄意行为”。机会主义加大了政治组织问题的复杂性，因而形成交易成本。(3)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其生产价值的前提下，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的程度”。在政治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经济领域的资产专用性导致的交易成本。“由于害怕政治威胁(政策的变化)，专用性资产的经济投资可能停滞不前；那些拥有专用性资产(在一定区域内或产业内)的政治家和他们具有经济专用性投资的核心支持者会密谋以使政策陷入闭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