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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02
三、结 语
我国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与农民工制度的再造有关。许多法规和制度的出台都受到农民工问题的制约。在近年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珠三角爆发了多次局部规模的劳资冲突事件和社会黑恶势力参与的恶性事件，极大地破坏了珠三角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有工商界人士和群众反映，劳动合同法本身并没有错误，资方在许多方面也表示欢迎，但它不幸成了导火索，引发了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压力。与农民工有关的社会问题和深层次社会矛盾和社会压力才是珠三角经营出现失序的原因，而不是劳动合同法。把与农民工相关的社会压力消除于萌发之中需要社会的综合减压途径。
近年来，中国因为农民工迁移而带来的各种社会压力空前高涨，社会风险空前增加。这种压力不仅体现在农民工的流人地——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区，而且表现在流出地——农村地区。中国目前需要以新的视角来解决农民工问题。从时态上看，目前对待农民工的身份问题解决存在三种看法：一是将农民工看做过去时，即乐观派。二是将农民工看做将来时，即悲观派。这一派看到了中国三农改革的艰巨性，首先是农村土地问题改革，至今找不到很好的突破。其次是农村组织问题改革，目前停滞不前。最后是农业现代化问题，任重而道远。三是将农民工看做现在时，即边搞边看。无论是哪一种时态，农民工作为中国特殊的群体社会现象，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中国农民工问题就理解了中国现代化改革的步伐；惟有先解决了中国农民工身份问题，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区域差距问题和中国社会层级问题解决才有可能获得实质进展。中国农民工身份的解决宜早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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