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将农民工简单地看做工人

　整个社会、工商企业和其它用人单位只考虑对农民工人力的利用，没有看到农民工还缺乏作为一名现代化工人所应具备的技能素质、心理素质和未来取向，所应获得的社会活动环境、社会保障支持。农民工缺乏现代工人应有的社会保障。他们需要稳定的工作，工商企业或者城市不能需要他们时呼之即来，不要他们时就一脚踢开。农民工需要稳定的生活环境和相应的社会保障，否则在变动中，在不断的背井离乡中，他们永远不可能安身立命，从而给社会带动不稳定因素。农民工还缺乏现代化工人所应具备的未来取向。由于现在不确定，所以农民工的未来也不确定。农民工往往缺乏职业认同，没有专业化的工作计划，短期效应明显。现代工商业发展需要职业化、专业化和有组织的工人队伍，但农民工充其量只是散兵游勇，难以担当中国工业化和科教兴国的重任。
　　农民工技能素质难以胜任现代化产生工人角色。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工商企业很少对农民工付出培训成本，有的只是对他们简单劳动力的掠夺。一定程度上而言，企业主简单地把农民工当作工人，就是简单地把自己当成小工厂小作坊主，不能完成向现代企业家的转变。因为企业家要素中需要有社会责任、积极向上精神。珠三角的许多经营者还要有现代企业家的历练。社会和企业也忽视现代化产业工人所应具备的社会活动环境。农民工从家乡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厂区，一下子与传统社会关系隔绝，成为孤立的一分子。只能靠老乡会联络，还是没有脱离乡土社会的圈子，人在他乡，社会关系还在家乡；人在城市，交往的圈子还在农村。农民工社会关系的城市化、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社会关系的城市化是指农民工有自己的新社区组织，社会关系的工业化是指农民工有工会组织。农民工也不具备现代工人所应有的心理素质。农民工在厂里经常感觉很累，调查中发现，农民工时常莫名其妙地厌烦、想家、生气、和同事过不去，说明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很大。尤其在遇到不顺和麻烦时，农民工往往采用不文明方式、极端方式或暴力形式来解决。许多农民工犯罪嫌疑人在老家时并没有道德问题和不良恶习，只是在打工地累积了新的心理和精神问题，他们的很多犯法行为都是心理不健康所致。但至今中国没有实质上建立起为农民工服务的工会组织和社区组织，为农民工日常排忧解难的社会服务是一片空白，基层政府对农民提供的社会支持也很有限或者流于形式。

　　3　将农民工看做第三种人——流民
　　(1)家乡不再认可农民工为农民。农民工出来少则数月，多则几十年。他们的视野不再是家乡那个很窄很土的地方，观念和道德已不再是以往的乡规民约，他们开始变得与家乡有点格格不入。由于长年不再干农活，技艺荒疏，尤其对新一代农民工，从小本身不干农活，他们的志愿也不在农村，因而他们的生产方式也不再属于农村。对于资源贫乏，经济发展条件差，仅留老弱病残，青壮农民集体外出打工的农村地区而言，有的只是村民对农业的鄙视和农业的衰败，农民工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农民了。总之家乡和农民工往往相互不再认同。
　　(2)城市不认可农民工为工人。农民工缺乏一般城市工人所应有的城市物业、城市教养和社会关系网络，因而虽然同在一个地方工作，但身份归属总有本地人和外地人之别，社会信任方面也向本地户籍人员倾斜，尤其对一些特殊岗位和特定部门，农民工是无法进入的。因为处于流动状态之中，以往的乡规民约和社会制约失效，所以农民工的道德风险行为大大高于一般的城市居民，有些城市社区犯罪率高也与农民工有关，这些都加剧了他们的身份认可危机。即便在城市中有房有车，农民工在本地人中的身份认同仍旧是一个困难。
　　(3)农民工既非农村人也非城市人，成了“两栖人”。对于农民工这个群体来说，他们还没能达到城镇工人阶层的地位，但是他们又是工人，而不再是农业劳动者，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没有务农经验，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劳动，除非迫不得已，因为他们比农业劳动者有着更好的经济收入。在地域认同方面，农民工既不认同城市，因为城市带给他们太多苦难和惶惑，他们在城市中工作条件差、工资低、工资被拖欠，饱受人身侮辱和虐待、社会歧视等。农民工也不认同农村，因为农村落后，农村的大瓦房不如城市的一张床，有许多农民工反映，刚开始很想回家，回到家后走在家乡泥泞的小路上，还没到屋就想返回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