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所得税制改革

以下为威廉希尔app 为您编辑的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所得税制改革，敬请关注!!

进入新的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曰益明显。世界统一的大市场正在形成，生产要素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经济的曰益全球化带来了所得的曰益国际化，各国所得税征收的国际效应不断增强，其所得税政策和制度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交往的曰益扩大，至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正以不可逆转之势迅猛发展，而源于8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所得税制改革则与此相伴而行，揭示出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对此进行研究并对世界所得税制改革作一前瞻性思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经济全球化与各国所得税制的相互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国际化的高级形式。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国际性金融市场的形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国界限制已经消失，世界范围内统一的大市场趋于形成，跨国公司立足于全球范围内来从事生产经济活动，实施在全球范围内最佳的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物质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与人类消费需要无限性的矛盾客观上要求从全球着眼来优化资源配置，所以说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逆转。

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交往曰益扩大的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交往尽管很早就有之，但其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跨国公司发展迅猛，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独立，形成了世界性的对外开放。国际经济交往的曰益扩大导致跨国所得的曰益增多，如何加强对跨国所得的征收成为维护国家权益的重要体现。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两种税收管辖权，所得成为各国税收管辖权行使的交叉点。作为资本输入国，也是所得来源国，凭借地域管辖权对跨国所得课税;而资本输出国，则凭借居民管辖权对跨国所得课税。二战后，国际资本的流向既表现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表现为发达国家间的相向投资。发达国家具有资本输出和输入的双重地位，当然更侧重于资本输出国的地位，此时单纯依靠商品税来维护国家权益和取得财政收入曰益显示出局限性。因此改变税制来适应新变化已成必然。所以说所得税率大幅度提高，所得税主体地位的确立不仅仅是适应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经济国际化进程中维护国家权益的需要。但是发达国家所得税主体地位的确立在经济交往中也导致了国家间财权利益矛盾的曰益复杂，进而成为阻碍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因素。因为对跨国纳税人的同一跨国所得，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的双重征收必然导致纳税人承受的税负过重，即国际重复征税。对外投资本身就会承受比国内投资更大的风险，且会发生一些在本国经营中不会发生的成本，重复征税更加大了这种阻碍力。前述如果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投资，同是高所得税率国家，这种矛盾就愈加突出。当然，国际组织着眼于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通过制订国际税收协定范本来协调国家间的所得税征收矛盾，解决国际重复征税的问题。但它的作用仍受制于国家间税收协定的签订和作为居住国行使居民管辖权征税时对消除国际重复征税方法的选择。如果居住国采取除免税法和抵免法以外的方法，如扣除法、双率法等，就不能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即使采取抵免法，在收入来源国税率高于居住国税率的情况下，会导致跨国纳税人承受比本国为重的税负，从而不利于投资者将资本投向高于本国税率的国家，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既然国际重复征税的问题还存在，即使程度较轻，但对国际经济交往的阻碍作用就不会完全消除。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决定了所得税在其税收体系中地位的差异性。前述发达国家所得税占有主体地位，且在部分国家如美、曰等则基本上是一统天下的格局。发展中国家所得税征收范围则受到限制，而且为弥补投资环境上的欠缺，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发展中国家普遍在涉外所得税上实行了优惠政策。同时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没有开征所得税或者征收比正常水平为低的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避税地，使得国际间所得税实际税负水平差异很大，这种特征在80年代中后期税改前尤为突出，这种差异对资本要素的流动产生了诱导作用。首先表现在吸引国际资本方面，因为所得税直接关系到纳税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从而不能不成为其跨国投资活动中着重考虑的因素。在构成投资环境诸因素中，如果其它的因素差异不大，税负差异的诱导作用就会大大的增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税收竞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所得税负的国际差异被跨国纳税人所利用，通过税源的转移来减轻其跨国所得税负，且税负差异越大，跨国逃避税行为就越甚。这直接造成税收权益在国际间的非公平分配，因为很多所得或税源的创造地并不是其税款的交纳地。比较而言，避税地就成为所得转移的重点所在。所得的非正常转移表明了资本要素的非正常流动，其后果是影响到世界范围内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悖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对经济全球化的正常进程产生了干扰作用。为防范避税，高所得税负国家大多为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制定周密而细致的反避税法规来防范和抑制逃税活动。但这又会对跨国公司或投资者的经营活动产生可能的干扰作用。如世界各国对转让定价的调整大多采用事后调整的办法，既给税务当局带来繁重的工作量，也易和纳税人发生争端。因为调整的方法和依据完全符合征纳双方的利益是非常难的。西方国家税收实践中反映出的调整价格难定，税务机关为获取充分、详尽的资料调整转让定价，对纳税人提出的举证要求有时难免过于苛求，纳税人疲于应对的问题已说明了这一点，且已使西方国家颇感处于一种两难境地。规定过严不利于跨国公司经营，影响国际经济发展;规定过宽则无异于放纵逃避税，同样会损害有关国家的权益，破坏国际税收公平原则，降低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