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就是文学语言的差别，“言文合一”是新旧文学转型的重要标志。 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

“言文合一”文学主张的提出无疑是确定现代文学起点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严先生指出，“五四”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学所依据的“言文合一”说早在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就已提出，它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类论述早了三十年。仅从这一史实的客观性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似乎应该早于“五四”文学革命。然而，对于任何一个理论或主张来说，其诞生时间的早晚固然很重要，但是该理论或主张诞生的初衷、理论的深度与影响也不容忽视。《日本国志》是黄遵宪耗费八年时间完成的心血之作，全书共十二志四十卷，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的主要目的在于全面而客观地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制度，以期望为清政府进行政治变革提供借鉴。全书各志除客观记述之外，均以“外史氏曰”的方式简短地论述了日本维新变革的经过及得失，并推论及我国。在第三十三卷《学术志二》的文学条中，黄遵宪在记述了日本文字与语言的发展演变之后，发表了一段自己的议论。他肯定了日本文字与语言相结合的变革举措，提出了“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的思想，并寄希望于中国也能“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使“天下之农工商妇女幼稚者皆能通文字之用”。

虽然黄遵宪的这些议论中已经具备了“言文合一”的思想，但是他却并没有指出白话文就是那个“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更没有明确地提出用白话进行文学创作的主张。此外，黄遵宪“言文合一”思想的理论初衷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文体”来普及教育和开启民智，而并非要借这一“文体”来取代文言文的正统地位。这些正是他的“言文合一”思想的局限所在。而胡适的“言文合一”的主张无疑打破了黄遵宪的局限。虽然黄遵宪“言文合一”的思想比胡适的问世要早，但当时远在国外留学的胡适稍后提出的主张却与黄遵宪的思想并无直接的关联。胡适“言文合一”的理论主张主要是建立在西方的“进化论” 思想以及他对中国历代文学发展史的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他不仅从中找到了中国文学“适用于今”的语言工具———白话，而且明确提出要建立一种废文言文而立白话文的“国语的文学”。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开宗明义地说：“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他甚至断言：“若要使中国有新文学，若要使中国文学能达今日的意思，能表今人的情感，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非用白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