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机会来临时，小编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关于天津公务员2015年考试申论文章，详细信息请大家看下面的文章，祝大家在学习和考试中顺利。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背景材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背景材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 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给定资料

材料1.经典话剧《雷雨》在北京人艺进行新一轮演出时，一场低票价、针对大中学生的公益场遭遇“意外”，学生们的“哄堂大笑贯穿全剧”，出演周朴园一角的著名演员杨立新对此发出感慨，“文学上的精致，人物关系的复杂，台上所有年轻人全部死亡的悲剧结尾，使得《雷雨》毋庸置疑的成为了中国戏剧经典的开山之作。曹禺先生故去多年，《雷雨》仍然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多有演出。但像这样的哄堂大笑贯穿全剧实是少见……”他最后甚至表示，“《雷雨》的‘公益场’真令人失望，这样的‘公益场’不演也罢!”

此事件一出，迅速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其中关于青少年传统文化的缺失显得尤为“抢眼”。尽管文化经典早笑场，原因必定是多方面的，而且有些专家剖析出的“文化语境失衡”，“60年不变，表演僵化”，“文化审美的扭曲”等原因确实存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年轻观众文化素养的失落和对尊重经典的缺乏已成不争的事实，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今，“娱乐至上”甚至“娱乐至死”已成为了年轻人的信条，对传统文化缺乏敬畏，甚至拿传统文化里的一些元素进行嘲讽，成为一些年轻人彰显“个性”的做法，但娱乐应有边界，面对传统文化要懂得敬畏和传承。某知名学者直言，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娱乐扭曲了意义。

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曾说：“不是因为有了莎士比亚才有了现在的文学英国，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注重文学的国家，所以才有了莎士比亚”。青少年传统文化的缺失直接说明了文化氛围的“稀薄”。北京人艺演出的《雷雨》，无论是对原剧本的挖掘还是人物表演上，并无失当之处，不断地哄笑体现出了年轻观众的艺术修养的缺乏。在一些高雅演出中，即使你不一定非常认可演员的演出，但一定的艺术礼节必不可少，例如古典音乐会中，什么时候该鼓掌，什么时候该起立，包括穿着、表情等，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仪式”，甚至于显得“刻板”，但就是在这样的仪式中，艺术才能够得到最好的尊重与诠释。显然在年轻观众中这方面的知识是缺乏的，在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提升青少年的艺术品位和艺术修养也是需要学校和政府努力的方向。

材料2.“中国人，便后请冲水”，“请安静”，“请不要随地吐痰”……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国——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地频现。当大批游客成为中国的最新出口品时，“中国人”却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

乱丢垃圾、坐公交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观众脱鞋脱袜、赤膊坦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纠纷恶语相向……近日，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从网上征集的10类“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以上行为全部榜上有名。

对于中国人在境外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务员[微博]张利深有体会。除了加塞、随地吐痰等常见“症状”，张利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国人的“扎堆”和“大嗓门”。

“中国人出去喜欢集体行动。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走在一起，有说有笑，休息的时候连躺带卧，占一溜长椅。”

“一般的国外餐馆，即使宾客满座也非常安静。人们交谈的音量控制在对方可以听见的范围内。再看国内，很高档、门外停了很多车的饭店里，里面也吵得不得了。”

对中国人的大嗓门，台湾学者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讲过一件事：两个广东人在美国街边说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警。警察来了，问两人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在耳语。”

上海学者朱大可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肆无忌惮的大声喧哗是其中一种表现。

“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公民的旅游陋习，严重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人民群众反应强烈。”中央文明办相关人士表示，将用三年左右时间，实施“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评论人士指出，“中国公民文明素质不高并不是作为一名游客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要提高的不是游客素质，而是全体国民的素质”。

材料3.泱泱礼仪之邦，何以在最基础的礼仪方面出现问题?

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郭小聪认为，历史的拐点出现在明中叶以后。

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史载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费食宿。日本和朝鲜对中华文化的模仿亦步亦趋。

明中叶以后，随着人口增多，游民越来越多，社会问题无法在家庭内部解决，游民们组成秘密教门、会堂、行帮、商帮等“江湖组织”，社会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

“这种东西一直影响到今天—称兄道弟，哥们姐们们.....。。这是生存逼的，我们人人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累，但没有办法。人需要超脱和孤独，但是这种文化不让你孤独。”

“不认原则，认人情，必然就有亲有疏，造成不公正和紧张。面对生存竞争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关系’。”郭晓聪分析，今天中国人显得“无礼”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就如农村人不适应城市交通规则、随地吐痰、大声说话、赤膊一样。在田野上长大的人如同自然之子，自由自在，与物相融。但在城市，高度集中的陌生人群就不得不被各种复杂的规则所限制。

与“人口过剩导致社会粗俗化”有连带关系的另一个观点认为，不文明行为是由资源匮乏导致的恐慌造成的。

但台湾女孩丁玥不赞成这种观点，“要讲资源匮乏，整个亚洲都资源匮乏。”日本“新干线”的拥挤程度不比背景的地铁逊色。每个车站都有一些戴白色手套IDE人专门负责把乘客往车厢里推。一边推一边鞠躬，毕恭毕敬地说“对不起”。乘客知道空间有限，都拼命收缩自己。“不像在大陆，有些人自己要挤进去，还恨不得把别人挤下来。在车厢里，胳膊和腿都伸的很开，拼命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