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裸奔”造就了暧昧的“罚款打折”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昔日只知商家“不要发票可以打折”，今日才知派出所行政罚款也能以不要发票讨价还价。网民一片惊诧，警察却不以为然，拿出一个“曲线救国”的解释：不是不给票据，而是“罚款要先交银行，票据由银行开，民警从银行把票据拿回来后，再交给当事人”，于是此事可以定性为“没什么问题，就是手续没有完善”，善后的办法则是“作为一个专项，开会整顿一下”。轻描淡写的背后闪烁着自肥的魅影。

此事滑稽可笑，却暴露了当下执法过程中两大私隐：一是执法自由裁量权仍然太过自由，相应的约束、监督措施远没有到位，权力裸奔下的执法自由裁量权，最终将利益被某些人或执法机构引导到自己的需求之上。

二是执法部门的罚款所得上缴，仍然很不规范，“代收罚款”是否上缴，怎么上缴，发生在罚款行为之后，没有有效的监督，导致一些执法者乱罚款，肥自己或者小团体的腰包，甚至有些执法者“年底手头紧，上街罚点零花钱”。一个公开的秘密是，这种发财肥腰包的思维方式非常严重，甚至有地方政府为了减少执法部门运行的公共财政，出文件默许或者鼓励这种“赢利行为”。

正是上述两点的屡见不鲜，才会有“嫖娼罚款要票8000不要票4000”的荒唐闹剧，面对闹剧才会有人不以为然，试图用自由裁量的思路继续下去。而治理的困境则在于，必要的“自由裁量权”还必须有，执法者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还必须用。制度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建立规则，完善规矩，细化标准，优化监督，要把那些笼头、栅栏、高压线充分调动起来，管住那些“心头痒痒”的执法者的手。嫖娼罚款打折尽管是偶发的闹剧，可这并不是孤例，只是另外有些“罚款打折”，不是针对嫖娼而已，这显然是应被高度重视的普遍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