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1

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红十字会就不断遭遇负面事件影响。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有中国红十字会职员对中央电视台表示需款一千多万元买一千顶帐篷，民众质疑为何帐篷要贵到一万元一顶，激起广泛回响，红会最后澄清帐篷平均价只是一千二百元一顶，但即使如此仍然比市价昂贵;2011年4月15日，新浪微博流传出一张付款单位为“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的餐饮发票照片，金额高达9 859元;2011年6月28日有媒体报道，审计发现中国红十字会多笔资金存在问题，包括虚假列支抽检费、新闻稿发布服务费等，超标采购420万元。

而芦山地震之后，红十字会也麻烦不断。“收取台湾红会500万元‘买路钱，，，，“救灾物资超过20小时没下发”，“购救灾药品多要发票”……虽然多数被证实是谣言，这也从侧面证明，民众对红会的不信任。在这种动辄得咎的语境之下，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或许是一个契机，但查什么、怎么才能“达成共识”，仍需消除疑虑。

决定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的，是红会的社会监督委员会。这个机构就是“郭美美事件”之后，红会为了加强“他律”而成立的，起监督红会的作用。近日红会遭遇的一些质疑，红会监督委员会也及时进行了针对性调查，起到一定释疑作用。

芦山地震后的一系列事件反映了红十字会信誉破产的后果。如果红会真想重新取信于民，仅靠彻查一个郭美美明显是不够的。相比之下，红会更应该克服改革阻力，努力消除官办背景，逐步向民办慈善靠拢。，官办慈善转型民办，在国内已有成功先例。

其实，“郭美美事件”之所以让公众念念不忘，根源还在于，这一事件暴露了红会的深层次问题——封闭运行、信息公开严重滞后，加之体制、机制不顺等，众多红会“内部人”、地方分支机构肆意透支公益事业声誉。几乎每一次“质疑”、“辟谣’’的过程，都会导致一次信任危机。“郭美美事件”不过是这一连串危机中的标志性事件而已。

在很多学者和政策界人士看来，“郭美美事件”揭开了中国慈善公益体制中“行政化，，和“政府主导”的积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拥有副部级行政级别，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与之相应，遍布全国省、市、县的各级红十字会，均被纳入行政或事业编制，接受全额财政拨款，负责人多由同级政府任命，在编工作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参照公务员管理。红会内部人士称，多年来，“参照公务员管理”确实造成红会系统的“官僚化，，倾向，组织缺乏活力，应急救护、人道救助等核心业务，存在压力和动力不足问题。“郭美美事件”的真相或许并不复杂，但教训足够深刻。要想重塑公信，根本之道不是想办法和郭美美“切割”，而是对目前红会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红会常务副会长曾表示，“相对于国外同类组织，中国红会的身份比较尴尬”，也表态红会将在体制上完善内部治理，在机制上堵塞漏洞。

资料2

据民政部2011年7月8日发布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一2015年)》(征求意见稿)透露，“十二五”期间，我国将以解决公益慈善组织登记注册难等问题为重点，出台一批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为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近年来，公益慈善组织登记注册难、募捐资格不明确、募捐行为不规范、信息披露与公开透明机制不健全、税收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根据意见稿，未来5年，我国将建立完善的慈善事业法规政策体系;完善和落实社会募捐和捐赠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政策，保护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对于境外向慈善组织捐赠的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要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减征或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同时，完善公益慈善组织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政策措施，加强公益慈善组织孵化基地建设，培育和扶持公益慈善机构的发展，促进优秀公益慈善项目的规范发展。改变过多依赖政府动员慈善资源的做法，发挥公益慈善组织运作的主体作用，引导公益慈善组织公平、有序竞争。依靠科学的慈善规划与专业设计，提出符合社会需求的项目，更好地发挥公益慈善组织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保障和改善民生，支持发展慈善事业。

资料3

芦山地震，15天时间，壹基金筹款超过2.4亿。

与汶川地震不同，如果说汶川地震，壹基金能够募集到数额大的资金，少不了李连杰的影响和红十字会作为政府接受捐赠的出口之外，这次则是靠这个机构自身的能力了。

当然，引起学者注意的是，两次地震壹基金均募集了数额巨大的资金，但是对于资金的使用，留给公众的依然有思考的空间，这些资金都用在了什么地方?这支明星基金真实的筹资之路与项目设计如何?而这些问题，则是不可回避地能够让公益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

明星基金筹集到资金，不是难题。是什么让壹基金第二次在地震募捐中依然获得巨额善款，值得关注。

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

相关人士就认为壹基金之所以得到资金，最主要因为其相比之下较为畅通的捐赠渠道。“个人捐款，还是比较看重操作便捷，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壹基金是第一家与腾讯合作建立“救在壹线，刻不容缓”微公益募捐平台的公益机构。在其官网的捐赠人服务指南上可以发现，壹基金为公众提供了支付宝、天猫公益店、腾讯乐捐、易宝、银行、电话语音捐款、银联易办事手机捐款等多种捐赠方式。

其中，网络无疑成为公众的首选。据了解，截至2013年5月1日：壹基金通过微公益收入捐款2 800万元(含企业)，捐赠人次7.3万元;通过腾讯乐捐筹款金额1 531万元，捐赠人次34.8万;通过支付宝和天猫筹款金额4 050万元，捐赠人次115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褚蓥则表示，壹基金此次取胜得益于“坚持不懈的品牌推广及恰当的宣传”。“壹基金一直以来的品牌战略就是走民间路线，以纯民间的、公益的形象示人，在有官方背景的机构饱受诟病的环境下，更容易获得信任，跳出来;另外壹基金一直传达亲民的品牌文化，一家人的称呼容易让捐赠者产生认可和亲切感，尤其在灾难之际。”

同时，李连杰本身的影响力再次发挥作用，除了不断通过微博更新机构行动信息外，还联系赵薇、蔡卓妍、陈坤、黄晓明、文章、马伊俐、孙俪等众多明星参与支持壹基金的救灾行动。所带动的粉丝力量不容小觑。

除此之外，壹基金救援联盟的迅速反应也为壹基金提升了认同。震后30分钟，壹基金救援行动就已经启动。壹基金救援联盟组织据称分布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由近300支志愿救援队伍构成。该团队上一次被大规模曝光是在2012年7的北京暴雨救灾过程中。

资料4

王蓉是上海一家网络公司的设计师，她自发成立了“智人慧心”助学公益网站，在网站上公布贫困山区孩子的资料，让有捐助贫困地区孩子上学想法的人“认领”，然而近段时间，她感到正在遭遇“信任危机”。孩子的资料挂出后，“认领”者不如以前多，最长的超过两个月无人“认领”。“即使把所有的收入与支出都在网站上公示，还是免不了有人质疑。半途中断捐助的例子也不在少数。”王蓉说。

不少理智的白领们对一些中介慈善机构的质疑越来越多，更多人宁可将捐款转为捐物，或者自行寻找需要捐助的对象。辛小姐曾经是某助学机构的初期会员，5年前她领养了江西某地区的一名初中生。“这个助学机构是一群年轻人自发组织的团体，我很感动于他们的热情，所以很早就参与了。”但随着会员越来越多，她发觉这个机构的运作过程并不完善，也不透明。

曾捐助陕西略阳县一名中学生的乔女士两年前参与了一家慈善机构的助学活动，当时慈善机构的确在筛选助学对象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不仅到当地实地筛选，从40多个孩子中选出最需要捐助的对象，他们要求乔女士不要把钱汇给孩子家长，而是寄给校长。不久后，慈善机构告诉乔女士，说孩子已经升高中。“这个孩子成绩并不好，怎么可能升上高中呢?”乔女士要求工作人员再确认。几天后，工作人员告诉她，孩子没有考上高中，已出门打工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白领喜欢参加“多背一公斤”这样的捐助活动，他们说，“以点对点式的直接捐款资助形式表达爱心既开心也放心”。

在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牵头人潘江雪看来，一些官方慈善机构的财务报表在我们眼中都是难以接受的。不透明和效率低下，影响了捐赠人对慈善机构的信任。

潘江雪表示，她和丈夫一起选择专职从事慈善事业，是希望将商业效率引入这个领域。中国的慈善事业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按商业机构的方式去管理，提高效率，保护信用。就像上市公司必须进行信息披露一样，“真爱·梦想”向捐赠人公开募款、用款的情况，提供一个透明的资产负债表，并且有专业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支持。政府直接参与慈善事业，那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政府不可能全能，而由政府募资之后购买民间慈善机构的执行服务，在国外十分常见。

资料5

根据瑞士银行和英士国际商学院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加坡的慈善捐款近年来有了大幅度增长，2001年只有3.o8亿美元，而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增长为5.56亿美元，增幅高达80%。其中，33%的款项捐给了海外社区，这个比例位居亚洲之首。

此项调查涉及亚洲十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名超高资产净值人士和家庭，除了新加坡以外，还包括了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台湾和泰国等。调查显示，尽管新加坡的海外捐款比例位于亚洲各国之首，但其慈善捐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有0.3%，远低于美国的2.2%。

调查发现，社群归属感，特别是同一个方言社区成员之间的归属感，是亚洲慈善事业的强劲推动力。例如，新加坡华人家族企业在从事慈善事业时，往往会把善款捐给自己在中国的老家;同样，印度的家族企业也会到印度老家做慈善。调查报告认为，慈善业者应该在社群归属感和社会影响力之间作出平衡，不仅要捐赠给自己想捐赠的地区，而且也应该捐赠给更需要帮助且款项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地区和领域。

根据调查显示，新加坡有74%的家族慈善单位是由专业人士管理的，这个比例也是被调查的十个国家和地区中最高的。调查人员认为，这些趋势既显示了新加坡的慈善业更加透明和高效，同时也表明了慈善业者充分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现有的非盈利机构达到贡献社会的目的。

调查报告显示，亚洲慈善业最关注的是教育，预计有35%的捐款会进入教育领域。有33%的受访者认为，亚洲慈善家面对的最大挑战是筹集资金和寻找共同投资者;而另有10%的受访者认为，控制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则是最大的挑战。

资料6

崔永元在微博披露，黑龙江省有8名官员假借乡村教师身份参加崔永元公益基金举办的乡村教师培训班。截至目前，共9人被查出，9位冒名官员已被退返当地。后崔永元就此作出回应，并展示了黑龙江北安市组织部和教育局的处理文件，姜平等6人被撤销了相关职务。崔永元说：“每一个公益和慈善的便宜都不能占。”

由“崔永元公益基金”举办的乡村教师培训班，居然有9名官员去“滥竽充数”，可见，权力自肥无孔不入，连济贫扶弱的慈善活动也不轻易放过。这个冒名顶替事件，再次验证了慈善机构也并非是一方净土，也有权力入侵的魅影。他们把乡村教师培训班当成了一次“公款旅游”，这样的“慈善”，岂能让乡村教师去享受?!

权力入侵慈善，表明慈善机构需要真正的捍卫者。然而，此前一些慈善机构的负面新闻频频见诸报端，要么是权力干预慈善，让慈善变味走调;要么是慈善管理者“监守自盗”，让慈善变成了其恣意挥霍的一种社会资源。慈善事业失去了济贫扶弱的本质，不能真正惠及需要救劲的弱势群体，使一些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相形之下，由崔永元创办的“崔永元公益基金”，在维护慈善的尊严和公信力上，做出了表率。

“每一个公益和慈善的便宜都不能占。”崔永元在用他“实话实说”的方式告诫社会，公益和慈善，不容权力去侵占;而且，他在用实际行动，演绎着这个可贵可敬的“实话实说”。中国慈善事业，需要倾心公益的爱心人士，更需要像崔永元这样捍卫慈善尊严和公信力的管理者。

上

资料7

“慈善模式有很多种，陈光标模式是一种，宗庆后模式是一种，曹德旺先生的模式是一种，王健林先生的模式也是一种，王健林先生经常进行大额捐款，曹德旺先生就是要推动制度建设。在壹基金里面，还有华夏慈善基金会里面，他们更追求制度透明，这也是一种捐赠模式。应该说他们的捐赠模式各有特色。”王振耀认为整个中国现在拉开了一个大的序幕，就是中国的财富向善之旅，由陈光标、宗庆后、王健林、曹德旺等企业家拉开了，他们现在各有优势，应该鼓励他们发展。

王振耀表示，宗庆后“造血”式慈善值得推崇。“他要建更大的基金会，让企业的盈利更直接地进入基金会里面，这个基金会更有活力，源源不断，他甚至公开地说，他女儿可能就是这个基金会的家族掌门人。我们非常赞赏，他不仅把企业做得非常有活力，将来也要把基金会做得更有活力。这就是一种理念。”

曾有学者对浙江富豪做过调查发现家产越多，越希望孩子接班。对此，王振耀指出，富人一定要做慈善，有一些富豪说特别希望孩子们既要承担起原来的家业，或者说是企业的管理，同时又想让他们有更多的社会责任，使事业取得更大的发展，建议联系一些组织，让他们有组织地、更方便地参与慈善活动。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创意，可以让他们到西部去，到贫困地区去，支持一些项目，让他们亲手参与。其实这是一种趋势。我特别担心社会把慈善做成一个‘祭坛，，把所有做慈善的吓走，最后害了富人、穷人，也害了我们自己。一定要鼓励慈善家们，鼓励这些企业家们，让孩子们做慈善。”王振耀说道。

王振耀表示，社会上对富豪的孩子用的一些称谓是很尖刻的，形容他们是“富二代”“官二代”，是因为他们确实有不好的习惯。我们应该鼓励企业家，用慈善的方式让孩子们得到更好的教育，更好地传承企业。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到西部捐了几十万块钱，过了一个星期，回来发现孩子成熟了许多，开始教育起老子了。以前孩子不知道贫困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几百万的课也教育不过来，我带着孩子亲自去行善、去体验，捐助别人，当他受到尊重，心理受到冲击，他从心里就会慢慢地发生改变。

最后，王振耀深情地说：“慈善是社会立足之本，没有慈善事业的大发展，一个社会不可能健康而和谐的发展。从事慈善工作十多年，我自己的体会是慈善是立国之本、立身之本。慈善是现代社会能够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过去我的体会不深，现在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资料8

我国慈善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和目前市场经济发展、文化道德建设不协调;慈善文化建设问题、慈善组织建设问题、税收减免额度和程序问题，制约影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纲要》是我国未来5年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实现了四大方面突破，力争解决慈善困局。

记者：您能简要谈谈我国目前慈善事业的现状吗?

王振耀：我国慈善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和目前市场经济发展、文化道德建设不协调，大家对慈善的意识还很薄弱，对慈善的知识感觉很陌生。慈善公益机构发展刚刚起步，不仅数量少，而且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弱，社会公信力低，募捐款项也非常少。此外，税收政策也不健全。总的说来，我国慈善事业水平还比较低，没有得到开发。

记者：针对国内的富豪捐赠热情不高，普通公众、国人慈善理念不强的现状，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您觉得问题出在哪，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对社会公益事业不太热心?

王振耀：一是慈善文化建设问题，大家的慈善意识都比较薄弱;二是慈善组织建设问题，慈善机构的公信力都有待提高;三是税收减免额度和程序问题，额度偏低、程序烦琐，无形中打击了大家捐赠的积极性。

就此，王振耀说起了自己不久前的一次经历一身为民政部司长，王振耀通过中华慈善总会为慈善事业捐款500元，按照规定可以享受税收抵扣款50元整，但是为了拿回这50元税款，王司长通过财务办理了足足10道手续，历时两个月。

王振耀感叹道：我是一个负责全国捐赠事物的司长，办理这些手续还用了这么长时间，社会上一般的百姓又会怎样呢?我怀疑是不是要用一年时间，甚至根本就没法执行?王振耀进一步说道，法律的不健全也给慈善事业造成了一定影响。为此，在《纲要》中提出，在2010年前，要基本建立适应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目前，企业在捐款时，按照有关规定，在应纳税所得额的3%以内，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一旦捐赠金额超过3%，企业就得为所捐款项纳税。王振耀表示，目前，民政部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就该额度进行商榷，目前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就是该额度需要提高。

资料9

《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国慈善组织作为社团法人，没有完全的独立性，未能真正确立和发挥慈善事业在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导致一些热心人士的怀疑和不信任。公共慈善事业面临公信力的疑问，而民间慈善又不能独当一面，使得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停滞不前。

据了解，我国涉及慈善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全国人大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企业所得税法》、《红十字会法》，国务院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个人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及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部门制定的有关规章。

有业内人士认为，虽然我国慈善事业的法制环境已经成型，但伴随着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现行的慈善法规已不能适应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中国的慈善事业首先需要一部法律，对财政问题、税收问题和监管等诸方面的问题予以匡正。”潘江雪说，“如同没有公司法就没有资本市场，没有慈善法就不可能有一个高效、透明、富有生命力的中国慈善行业。”

上海律师富敏荣认为，制定慈善公益事业促进法需要重点解决几个问题：必须明确慈善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考虑取消现行法规中要求慈善组织必须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让慈善组织真正独立承担起民事责任;规范和完善社会捐赠资金、物品的管理，严格

按照规定的渠道接收、使用社会捐赠款物，加强监督、检查、公示和审计;慈善组织应当以自律为基础，以接受社会监督为主，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规范和支持服务，要从行政直接于预转变为通过经济、法律手段的间接干预来监控慈善组织及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