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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年12月24日，华北黄淮等地遭遇“霾伏”，不少网友调侃，当圣诞老人遇到雾霾天，即便拿出导航也无法定位，礼物迟迟不来，因为圣诞老人在雾霾中迷失了方向。“播音员说：会有降温，但没有降水，更没有降雪，只有霾，白色圣诞是没有了，灰色圣诞可以有。 好吧，祝大家灰色圣诞快乐!”主持人孟非的一条微博引来数千人围观。

由于大气层结稳定，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22日开始，中东部雾和霾迅速发展。24日，雾霾波及华北、江淮等8省区市，在首批公布PM2.5数据的74个城市中，16个城市空气质量指数超过300，达空气质量最严重级别即6级严重污染。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中，河北省占了6席，石家庄、邢台、保定、邯郸因空气质量指数超过500而“爆表”。江苏13个城市也遭遇“霾伏”，其中沿江以北的连云港和淮安空气质量达6级严重污染，南京也呈现重度污染。

云南大理是一个人们纷至沓来的目的地。当地的白族人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村舍出租给汉族人。这些人携带着行李箱和背包到来。他们拿着单程票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来到这里。两年多以前，现年34岁的林丽亚和丈夫放弃了在繁荣的南方城市广州舒适的职业生涯——她在一家挪威风险管理公司，他在自己创建的一家广告公司——加入了逃往中国农村的越来越多的城市人的行列。这里的一位居民称之为“环境难民”或“环境移民”。

在互联网论坛上，新来大理的人们议论如何租房、到哪里购物、如何谋生，以及哪所学校对子女来说最佳等。这座古城的铺满鹅卵石的街头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经营咖啡馆、饭店和书店。一些人在此成为农民;一些人待在家里教孩子念书。

一个吸引人的因素就是双廊村，因为云南当地名人、舞蹈家杨丽萍和艺术家赵青在那里修建了住宅。像在其他湖畔村庄一样，这些移民——一些人腰缠万贯——与渔民和农民们相伴而居。现年55岁的叶永庆是来自该地区的一位白族艺术家，过去大多数时间住在包括伦敦在内的城市里，但5年前在这里买了房子。他说：“各种各样的人带着不同的梦想来到这里。一些人把这个地方想像为希腊、意大利或巴厘岛。”

2.2013年3月，河南省环保厅兵分三路，对涉水污染企业进行暗访，一些不法造纸厂竟将废水排入麦田，导致土壤表面“结”出一层厚厚的纸板。在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小块村的东风造纸厂，执法人员在现场看到，尽管这家造纸厂有一条明渠通向不远处的自建污水处理厂，但是它并没有发挥作用。而在明渠的外侧的下方隐秘着6个排污口，造纸废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从这里面流进几百亩的麦田，经过渗透和蒸发已经干枯的土壤表面留下了一层厚厚的纸板，麦苗也是稀稀拉拉的长在麦田里。

很多当地村民说废水排污麦田对粮食的产量影响很大，而且根本不能吃，村民们对这种现象也很无奈。因为造纸厂的四口深水井把附近的井水都给抽干了，不用这种水浇地的话，只能眼睁睁看着麦田旱死。此外，记者还随执法人员暗访了河南漯河市济源等地违法排污企业，其中济源市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和漯河临颍县三家假发厂都存在这样的违法排污行为，给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带来的很大的危害。

来到位于济源市克井镇克井村的济源市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刚走近厂区，省环保厅监察执法人员就能闻到一股类似“馊饭”的苦臭味。执法人员在这家制药企业厂区后面的半坡腰上，发现3个比较隐秘的窑坑。省环保厅执法人员王浩通说：“其中一座里头残留有呈黄黑色散发出恶臭气体的不明废液，我们现场也采取了水样交到监测部门监测，发现它这个COD(即化学需氧量，在河流污染和工业废水性质的研究以及废水处理厂的运行管理中，它是一个重要的而且能较快测定的有机物污染参数)浓度非常高，超标了96.3倍。”

而在漯河临颍县多个乡镇，这类肆意排污的生产企业也有不少。省环保厅执法人员张赟：“我们到了漯河市临颍县郭城镇和城关镇，看了3家假发厂。没有任何环保手续，产生的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这种生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接下渗会污染地下水。”

3.隆回县境内煤炭资源丰富，地下原煤储量1.3亿吨，全县每年煤炭需求量达60余万吨。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刺激了煤炭产业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县内“有水快流”、“遍地开花”、“先上车后买票”的办矿热潮大兴，煤矿数量达到200多家。曾经有人这样形象地描述隆回小煤窑产业的发展：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出现一个小煤窑，甚至一晚就会冒出一个新煤矿。煤炭采掘业俨然成为隆回的支柱产业，煤炭工业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70%，然而能耗、水耗分别累计上升25%以上和32%，煤炭回采率仅为30%。

上小火电，是因为许多地方尝过甜头。上世纪80年代前，由于电力投资主体单一，严重缺电一直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为了打破这一“瓶颈”，从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实行多家办电、还本付息政策。龙口电厂成为全国第一个集资兴建的电厂。由于投资本息可以分摊在电价中收回，电力建设收益稳定，利润空间可观，各地集资办电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例如，山东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年投产发电装机容量逐年猛增，个别年份，在今年全国电力供应普遍紧张、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山东省电力供应却仍然相当充足。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3年后，电荒席卷全国各地，小火电机组数量急剧增加。在缺电最严重的时期，许多高耗能冶炼、电石、电解铝、煤炭企业纷纷上马自备电厂，这些装机不大的电厂运行的大多数是5万千瓦以下的小火电机组。从生产成本看，大型燃煤电厂的300、600MW大机组每千瓦小时煤耗仅为300～350克标准煤，而5万千瓦以下的小火电机组的标准煤耗每千瓦时523克，比5万千瓦以上大机组多耗煤173～223克，仅此一项，生产成本比大机组高出20-30%。

4.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苹果一“饥渴”，其他手机品牌就要挨饿，说的是由于高端芯片供应有限，在芯片厂商选择客户时，国产手机厂商只能“稍等片刻”。如今，虽然苹果已走下神坛，但背后折射出的畸形的商业生态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一芯难求”的局面仍然困扰着渴望走高端路线的终端手机厂商。

“自主创新”的技术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核心的资源。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二十国集团国家创新竞争力黄皮书》中指出，中国目前仍是一个技术和知识产权净进口国，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高，80%芯片都要靠进口。有关数据显示，中国一年制造11.8亿部手机，3.5亿台计算机，1.3亿台彩电，都是世界第一，但嵌在其中的高端芯片专利费用却让大家沦为国际厂商的打工者。

在前不久中国移动最新一期的TD-LTE(4G)招标中，国产芯片厂商再次集体失意。终端招标结果显示，采用高通芯片的中标终端产品占一半以上，而国产芯片厂商只有华为海思中标。

一位深圳手机厂商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他们对芯片的选择主要看两点，一是技术支持，出问题了能及时帮忙解决，二是质量和供货的稳定性。“其实只要在技术上跑得顺，我们肯定选。但国内做得比较稳定的手机芯片商我还没看到，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国产芯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事实上，中国厂商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做过手机芯片，例如厦华电子的“华夏芯”，2000年初海尔、海信、长虹等厂商投资自己做，但都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