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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冷的秋雨中，S省L县某村被笼罩在一种深深的寂静之中，散建于山间、坡上的一些农家窑洞，有的已经破落坍塌，洞前的院落有的已被种满了作物。作物的生机和村庄的寂静形成鲜明的对比。

村里的刘书记说，现在常住村里的有50多人。其中20多位是65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来，也只有那时候村里才热闹点。平常都是冷冷清清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由于年轻人大都出去了，村里的公益事业很难开展，比如想搞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基本找不到劳力。刘书记说：“我们也想给村里干点儿实事，但老年人思想转变不过来，还有人说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折腾那些事干什么。发动不起来，出工不愿意，出钱更难。

Y村是S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记者看到，村户间的道路都已硬化，道旁绿树成荫，广场上，篮球架、大戏台等文体设施一应俱全;学校、卫生室，便利店等公共设施齐全。然而，即便已是上午10点左右，除了几个上学的孩子，出门溜达的老人以及在便民店前下象棋的几位村民，硕大的村子里再也看不见其他人。一个村干部说，平常留守在家的主要是小孩和60岁以上的老人。“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72岁的村民高老太对记者说，“孩子们出去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上更好的学，有更好的前途，作为老人也支持。这些年农村发展的挺好，老人们在家生活也很方便，只是想到将来还是会担心。现在还能相互照顾，年龄再大点就不行了。孩子在外挣钱不可能回来照顾我们，村里乡里又没有养老院，到时候怎么办呢?”

“村里人外出打工，确实比在家里赚得多，但也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融洽了。”村民老张说，“以前每到农忙时节，四邻八舍都会互相帮忙，主家称肉打酒，忙完了农活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喝几杯酒，气氛很融洽、很快乐。现在不同了，邻里间相互帮忙的少了，耕田、打药、插秧都得请人、雇工，一个工50多块钱。”

记者在好几个省的农村采访时，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正在“陌生化”。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在来自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感染下，传统乡村那种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淳朴乡风正逐渐消逝，农民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正在向城市积聚靠拢。

“如今的人情关系、社会关系、代际关系等都有点变味儿了。”某镇政协联工委说现在要组织村民开个会很难，大家都忙着办自己的事，人都聚不齐。有时乡里组织村民们开个会没有“误餐费”，好多人都不愿意来。

2.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下午，江苏某县54岁的村支书老胡有那么点“小郁闷”：村里修公路，工程队的人不小心将沿线村民家种的一小片黄豆毁坏了，双方闹起来，老胡做了半天工作，嘴都说干了，到傍晚才勉强调解好纠纷。

“这种小矛盾在以往，村干部一句话就搞定了，现在居然要费那么大劲。”老胡的情绪一时难以平复，边说边摇头，“你说这修公路也是为了村民出行方便，村民要争取镇上支持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可到头来还得求着村民!”

老胡这个村是一个有5000多人的农业村，这几年道路建设跟不上需求，村民都提出要修几条路。村里没钱，让村民集资很多又不肯;村两委打了很长时间报告，好不容易才得到镇里的扶持。可自从今年7月道路开工，老胡和其他5名村干部就没少“求人”──修路涉及农户拆迁，一些农户提出就是给补偿也不愿意拆，因为房子拆了不方便。结果。到现在工期一直是断断续续的。

山东某县Q村高支书谈起村里的情况，多少有点无奈：“现在农村不好管了，各家过各家的日子。村里5个干部，整天忙着治安维护和矛盾调解，再就是村民看病、孩子上学等事情。处理不好村民会有意见，所以只能尽量争取让大家满意。”住在村东头的谢大嫂说，她平时都不去村部，就算有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路过村支书家时，顺道过去说一声就行了，平时都不怎么打交道。

取消农业税，无疑是中国农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新。它不仅减轻了广大农民的负担，而且使农村社会生态悄然发生了变化，但伴随着“要款”时代的远去，村干部的权威也面临挑战。在南京市江宁区某村，村委会王主任向记者讲述了他当村干部16年的感受。“现在与过去不同了，集中村民办个事真不容易，有时候还真得求着他们。大到修桥修路，小到清理垃圾，都要给点报酬。”王主任说，去年9月开工的长江引水工程，要求全村每6户一个水表，放置水表的池子要安置在其中一户人家的房子边。结果有两三户不同意安置，村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找来与这几户人家关系好的人做工作，最后才办成。

3.沈某是A市A村农民，过去全家依靠2亩多耕地维持生计。5年前当地政府引进一家企业，以每亩1万元的价格征走了他家1亩多土地。前年，随着工业园区的扩展，又一家企业进驻村庄，他家剩余的耕地也以每亩1.28万元的价格被全部征走。如今，全家8口人虽然都是农村户口，居住在村庄里，却已身无寸地。

“两三万元的征地款，只够一家人一两年的生活，政府虽然帮助买了保险，但标准很低，男的年满60岁，女的年满55岁才能领取每月100元的养老金。现在物价越来越高，这么低的养老金以后日子怎么过啊!”沈某说这番话时，脸上挂着几分忧郁。失去土地以后，沈某的孩子们外出打工，他夫妻二人只能赋闲在家，守着村中的房屋，“我们说是农民，没地;说是工人，没岗。现在是农不农，工不工。”

中部地区某县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当地一家矿山企业每年缴纳的税收多达2亿元，一度占到全县财政收入的四成，企业还为当地解决了数十人就业，不少村民也因矿而富。说起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收益，地方政府领导如数家珍，不过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运矿的卡车从村里经过时尘土飞扬，沿街两边房屋都积满了黄土，村里的道路也被压得崎岖不平。由于这一矿山的尾砂坝存在安全隐患，从去年年初开始，当地政府决定对坝下的200多名村民予以移民搬迁，尽管事前地方政府做了细致的工作，但村民对搬迁安置存在不同看法，怨言纷纷。

一些村民说，企业开采矿山赚了个盆满钵满，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有的人靠着矿山也发了财，可我们这些村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相反，我们的稻田、生活用水被污染了，路被压坏了，最后还闹得要背井离乡，这事搁谁身上心理都不好受啊!

4.许多地区依然普遍存在农村垃圾难题亟待破解。在农村走访的几天里，记者眼前的乡村美景屡屡被破坏──大量垃圾随意丢弃田头、路旁、沟渠、河流等地。

在H县Z村，露天垃圾集中填埋场已有10多米高，场地未见任何防护措施，附近到处是飘落的废塑料袋，旁边就是稻田和藕田。填埋场附近的几户朱姓居民告诉记者，夏天时这里臭气熏天，蚊蝇成灾，即使在冬天也能闻到臭味。

在素有“中国珍珠之乡”的H县，记者发现珍珠养殖对农村环境的破坏，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H县W村村民告诉记者，珍珠养殖户受到利益驱动，实行高密度养殖，过量投放鸡粪等有机肥，造成水体污染;珍珠养殖水体排出的废水发黑发臭，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沟港，导致人们无水可饮。

在W村，记者看到多处堆积如小山的珍珠蚌肉、贝壳废弃地，过往行人掩鼻通过，恶臭难忍。据了解，H县所属的C市每年约有6万吨蚌肉、近10万吨贝壳被抛弃，成为重要的污染源。

在B村的蛋鸡养殖小区，由于养殖密度过大和鸡粪缺乏销售渠道，小区内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在邻乡的生猪养殖小区，部分粪便虽有沼气池处理，但多数粪渣进入了旁边的稻田和水库，日积月累，成了大型的露天化粪池，污染水库。

在P村和T村，记者在村民的带领下，来到一条3米多宽的血色“煤水沟”前。T村村民告诉记者，附近煤矿的洗煤水形成的这条“煤水沟”，已经污染了十几年，直通入当地的“生命水源”──沅江。村民们诉苦说，“煤水沟”的污染已使他们失去了灌溉水源，村里的1400多亩地都受影响，现在基本上都只种植一季稻，还得靠天降水。

环保部于2011年5月底公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表明，对周边环境状况，只有不到6成的农村受访者评价为“满意”或“比较满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对农业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面源污染以及工业企业带来的各种点源污染，分别有三分之一和近3成受访农民表示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