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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非华侨李杰发1940年4月生于香港，次年，香港沦陷，他被父母带回老家广东梅县，一直在那里生活到23岁。1963年，李杰发拿着政府所发的“中国公民出国通行证”，准备从深圳赴香港，在香港办好签证再到南非投奔兄长。然而，从梅县到香港就耗费了四五个月，而去南非更是经历了长达10年的时间。

李杰发回忆说，当时他在深圳华侨旅社住了一个多月什么事也没办成。旅社很热闹，住满了等待进入香港的人。人们一早就去罗湖口岸排队，但香港方面每天只给100人办手续。他好不容易排到了，却被告知持“中国公民出国通行证”的人要从澳门口岸进入香港。无奈之下，他取道广州赴澳门。但到了澳门才知道，想要去香港，连每天排队等待的指望也没有，唯一的办法只有偷渡。李杰发心如刀绞，当时他不禁在心里问自己：“港英当局为什么如此苛待中国人?明明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中国人要踏上自己的土地就这么难?如果中国强大了，别人还敢这样欺负中国公民吗?”

李杰发此行的目的地南非，当时还处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尚未与中国建交，对中国人的政治审查也特别严。他只得暂时留在香港以打工为生，后来靠哥哥从南非汇来的钱，与朋友合作开办了香港南侨国产百货公司。那时香港人绝大多数是经济上并不宽裕的工人，都喜欢便宜又耐用的国货，所以百货公司生意很好。

然而好景不长，在1967年的反英抗暴运动中，已经当上百货公司经理的李杰发因散发传单时被人拍到，英国人逼他离开南侨国产百货公司，还退回了他去南非的申请。直到1973年，他才终于想办法经斯威士兰等地，辗转进人南非。

那时的南非并非华侨华人的乐土，华侨华人与黑人一样遭受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压迫。他说，那时华侨华人地位低下，不少人害怕受到歧视，都不敢承认自己来自中国。

李杰发说，新南非成立后，特别是中南建交之后，在南非的华侨华人才得到了应有的地位，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告诉人家：“我是中国人!”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李杰发现在仍在做着中国与南非之间的五金生意，并且每年都要回中国。他说梅县过去只有一座桥，现在已有8座桥了，一江两岸，高楼大厦，花花草草，灯火辉煌。而当年很荒凉的深圳早已成了世界知名的经济特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建设成就和国际地位让他感到无比自豪。正是有这样的经历，李杰发在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讲话后异常激动。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全民族的事，也事关每一个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切身利益。在这方面我可能比别人的感受更多一些。”他感慨道：“回首近代中国历史，个人的不幸都与民族的不幸紧密相连。民族不振兴，个人也难有幸福。”

2.2012年11月29日，在国家博物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也就是说，“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就是要用爱国主义把中华民族力量团结凝聚在一起，要用改革创新精神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振奋起全民族的‘精气神’”。

2014年5月30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举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首场报告中谈到“三君子问出了‘文化焦虑”’。第一问是黄炎培之问：“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中共诸君如何找出一条新路?”第二问是梁启超之问：“郑和下西洋乃‘有史以来，最光焰之时代’，‘而我国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第三问是李约瑟之问：“如果中国的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叶小文认为，三君所问，无不凝聚折射着文化焦虑。人无文化，浮躁浅薄，难免“其亡也忽焉”。文化涵养，有助于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民无文化，行也不远，当然“竟无第二个郑和”。文化繁荣，才能催生“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新局面。国无文化，急功近利，能有几个人愿意锲而不舍地艰苦创业?文化底蕴，才能孕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