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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读书是文明人的内在需求，而且始终与人类文明实践及进程相伴随。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曾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号召，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真正使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使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将每年的4月23日确定为“世界读书日”。其主旨是“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读书日”的确定，是一种导向，同时具有象征意义。它在向全世界呼唤，要注重读书，尤其是在现代媒介格外发达的今天。

而据2012年“世界读书日”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阅读书籍和杂志的人数越来越少，阅读长文章的数量锐减。香港大学对6000名中国四五年级小学生的调查表明，1/3的孩子、有些班级甚至是1/2的学生都存在阅读障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更令人触目惊心：眼下全球每年阅读书籍最多的，仍是仅占世界人口0.2%、却获得29 %诺贝尔奖的犹太人，多达每人64本;而一向秉承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中国，扣除教科书，人均居然不到1本。

面对这组数据，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积淀的文明古国和一个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古老民族，我们在惭愧和忧虑的同时，深感疑惑和不解：一直以来，我们秉承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经典古训，遵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圣人教诲，倡导尊师重教、终身学习的社会风尚，然而当今的国人却如此不喜欢阅读，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始终采取互为表里的两面手法来强化君主专制。一方面重视人才、渴求人才，通过科举取士培养选拔官吏，扩充官僚统治机构;另一方面大力推行文化专制政策，以实现禁锢思想、钳制言论、加强皇权的统治目的。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清朝的“文字狱”，思想高压和文化专制作为封建专制的重要手段，如同幽灵一般时不时地就会沉渣泛起、大行其道。缺少兼容并包的社会环境，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代代沿袭的阅读传统，阅读自然难以蔚然成风。

应试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教育的突出特色。从封建科举制度到当今高考制度，无不打着应试教育的深深烙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这一理想如果不能实现，一切阅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当然不可否认，在特定历史时期，科举制度对于知识的普及和读书风气的形成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推动是出于对功名的追逐而不是对知识的渴求，它在为历朝历代发掘和培养大量人才的同时，也严重地扭曲了阅读的真正价值。时至今日，应试教育不仅没有渐行渐远，反而仍然困扰着我国的教育体制。在中高考指挥棒的指挥下，学生的所有阅读都要为考试服务，读书工具主义泛滥，凡是与考试无关的、对考试无益的，一概不被提倡和鼓励。学生被剥夺了自主阅读的权利，不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快乐阅读，以致逐渐丧失了阅读的兴趣。

阅读本是一件安静的事情，需要有淡泊从容的心态才能坐得住、读得进。而处于转型期的当今中国，利益格局重新分配，生存竞争空前激烈，社会保障相对滞后，膨胀的物欲和严酷的现实使得国人背负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急功近利、肤浅浮躁、缺乏思考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流行病。正如日本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所说，“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比较浮躁，他们希望快速成功、快速挣钱”。的确，生活节奏太快、娱乐活动太多、社会压力太大，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能够留给阅读?

随着9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青壮年文盲的基本扫除，我国国民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硕士生和博士生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相对于13多亿这个人口总量来说，中国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2.4年，日本为11.6年，我国仅为8.6年。我国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世界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24%，美国则为35%。中老年文盲率仍然较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占到人口的相当比例。还有许多中老年人虽然已经脱盲，但只是停留在能够识文断字的初级水平，无法进行深层次的阅读。青壮年文盲虽已基本扫除，但是应试教育的体制束缚以及阅读氛围的长期缺失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并未品尝到读书的真正乐趣，没有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2.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升级，微博、微信、微小说、微电影等“微”产品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微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传统的阅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因如此，对传统阅读的坚守就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