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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材料

【材料1】

2014年1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了一份{2013年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调查显示，“贫富分化”跃升至城市居民最关注问题的第一位。

本次调查样本遍布北京、上海、广州、长春等全国20个大中型城市，受访者年龄在18～60岁之间。在3166个受访者中，有近四成人提及贫富分化问题，20个受调查城市中，北京、武汉、成都、沈阳、杭州、厦门、长沙等7个城市居民表示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贫富分化。调查显示：近六成城市居民表示经济压力比较或非常大(59.5%)，认为经济压力小的比例仅有16.3%。而且不同收入阶层都表现出了基本一致的经济压力感，深圳、广州、北京等一线城市居民表示经济压力大的比例都超过了70%。以5分作为非常满意的标准值，城市居民对国家经济状况的满意度是3.82分.而对个人经济状况的满意度是3.28分。调查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土豪”一词在2013年的流行不是偶然的。

对于城市居民更为在意贫富差距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介绍。贫富分化的问题不仅仅是当期的收人差距问题，更多的表现在财产方面，属于累计型差距。同时，某些高收人家庭的炫富。导致普通百姓产生心理落差。在社会凝聚力方面，由于贫富两个阶层的交流比较少.导致了阶层间沟通断裂的产生，也会影响到贫富感觉。

【材料2】

王素芬是苏南一家电子装配制造企业的产业工人，这两年，公司连续加薪，月工资从1500多元涨到了2000多元，但最忙的时候，每天加班加点工作，月收入也只有2500多元。而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2013年一季度，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66元，苏南经济发达地区还会高一些。

“我不期待每月六七千元的高薪，可是，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根本融入不了城市生活。” 是返乡还是留下来?小王陷入了两难。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金融学专业的邢娟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干财务工作。由于人少活多，她常常要加班。两年过去了，她的工资从上班之初的3000多元涨到了6000元。和自己比.她觉得还算满意。

然而，最近一次同学聚会，让邢娟感受到了“行业有别”。邢娟说。同班同学小范毕业后去了一家金融机构，工作强度与她类似，上班之初.月薪也只有3000元。两年过去了.月薪涨到了1.2万元，几乎是她的2倍.这还不算年底的奖金。

在生活压力下，很多上班族既担心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又纠结于行业收入有别，自己“被平均”、“被增长”。收入差距拉大，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现实焦虑。

大专毕业后，陈力扬进入山西太原一家国企。成为一名设备维修员。不过.他虽然走的正规招聘途径，最后签合约时，却是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5年来，虽然工作稳定，他还是感觉到了自己与正式编制员工的差距。

陈力扬和正式工承担的工作完全相同：白班夜班倒班上，半个月轮换一次.但他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而正式工比他多出1000余元的额外补助。陈力扬说.除了收入有差距.他和正式工的保险也不一样。作为劳务派遣工，他的保险是三险一金，而正式工全部是五险一金。“整天和机器设备打交道，却没有工伤保险，万一工作中出点啥问题呢?这很让人担心。”

“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如单位一套房。”6年前，大学毕业的周妍与北京望京一家外企签订了工作合同，虽然工资不低，但没有住房，一直租住单位附近的一套小居室。同学王姝进入了一家国有单位，工资比周妍低一些，但王姝一上班。就以低于市场1/3左右的价格。分到了单位“团购”来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

几年下来，虽然周妍的月薪还是比王姝高一些，但由于房价上涨，王姝的家庭财富已相当于周妍的两三倍。

和周妍一样，不少在城市打拼的人，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财富，却在无形中输给了靠“财富致富”的人。

【材料3】

2013年12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

第一财经日报：根据你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2013年报告》，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是0.501，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全国基尼系数应该更高。你如何评价目前的基尼系数水平以及它所反映的收入差距情况?

王小鲁：仅就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情况看，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目前已经处于一个危险的区间。在国际上属于少数差距特别大的国家，可以和收入差距巨大的少数拉美国家相比。按照国际上通行的看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达到或超过0.4，就意味着收入差距已经很大，这可以算作一个临界点。所以目前中国整体的收入分配状况还是不容乐观的，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突出。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收入分配差距稍有缩小的趋势，确切地说是相对差距有所减小，但绝对差距还在继续增大。相对差距有所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几年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提高较快。但是由于腐败、灰色收入等原因导致收入差距非常大的局面还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对我国社会的公正、稳定和经济发展都是十分严重的挑战。

日报：你连续多年在做关于灰色收入的研究。从最新的情况看，灰色收入有哪些新变化?对收入分配格局有什么影响?

王小鲁：从这几年我们的研究看，灰色收入的规模还在持续增大。2010年报告里估算的灰色收入总量在5万亿元左右。现在已达到6.2万亿元。这个增长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同时还有一个新的发现.灰色收入有从最高收入阶层向一部分中等以上收入阶层扩散的趋势，这意味着腐败现象的蔓延。腐败和灰色收入主要围绕权力和垄断部门发生，但也在从权力部门向其他领域扩散。其中公共服务部门是发生率特别高的领域，比如医疗、教育、科研等。这是因为这些部门不属于完全竞争的领域，存在信息不对称和资源垄断的现象，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腐败和寻租行为。这类情况，实际上都加重了普通的公共服务消费者的负担，是一种逆向的转移支付.使得收入差距状况更加恶化。

【材料4】

2013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明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课题带头人李实认为，城乡要实现协调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矛盾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统计显示，2000--2010年期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了2.37倍，年均增长率为9.0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2.17倍，年均增长率为8.04%。如果细分这10年间的增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逐渐追赶城镇居民收入增长。

但是.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收入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按当年价计算，200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比农民高出近4500元。2005年高出7238元，2010年高出13190元。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上升了近2.93倍。

李实认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它构成了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同时也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推动因素。

虽然近几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有缩小迹象.但业内并不认为差距缩小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因为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一些因素不具有长期性。比如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的农产品价格，出现大幅上升的势头是不可能的，其温和上升的势头又不具有持续性。

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介绍，我国城乡之间的一次分配差距是3.1左右.但是，经过城市的社会保障福利转移和各种公共服务的转移，城乡差距扩大到5～6倍。换言之.经过二次分配，城乡差距扩大了。

数据显示，我国已有2.5亿农民工，然而制度安排的缺失，使一些已经长期生活在城镇的农村户籍居民，难以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同时面临着劳动就业、教育培训、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一系列不平等待遇的制度基础，剥夺了农民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农民增收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但通过国家政策的调整，改变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方面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较短的时间内缩小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差距，是可能的。

《决定》指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业内人士认为，户籍改革的进展程度。取决于附着其上的福利的供应水平。在小城镇.为居民提供的福利有限，尽管小城镇大多开放户籍，但实际申请者并不多。相反.大城市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相当可观，也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材料5】

调整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抑制贫富分化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点。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收入分配制度更适合我国国情呢?

在英国，税收杠杆是调整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一是征收个人所得税。英国现行税法规定，年薪4800英镑以下的低收人者不用纳税，超过的部分按不同比例纳税，最高收入所得税税率为40%。二是遗产税和赠与税。英国税法规定，遗产税和赠与税合并一起征收。为防止富人通过提前转移财产逃避遗产税，税法规定，继承人除了要对死者遗留的财产缴纳遗产税外.还要对死者7年内赠与的财产按不同的税率缴纳赠与税。

近一百年来，英国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总体上处于主导地位。相比之下.资本要素所占比重则呈下降趋势，这有利于避免收入分配的严重分化。另外，为了遏止贫富差距。英国很早就实行了福利制度，1601年颁布了《济贫法》，19世纪又陆续制定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英国政府在私有化进程中，也注意照顾工人阶级的利益.政府逐渐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全国性再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机制，比较好地解决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再就业问题。

法国是市场经济机制发育完善的发达国家。经济高度开放，奉行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政策。

经过二战后半个世纪的建设发展.法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贸易、金融和科技大国。

法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大。从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看，法国目前估计不超过0.32.低于0.4的警戒线。

法国政府对居民工资的管理主要通过两种体制分别确定：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并在两种部门之间建立横向联系和对比。对于私人部门，政府主要通过控制和指导最低工资和行业工资水平两个标准，来体现对整个私人部门工资及收入的间接管理调控。对于公共部门.政府通过制定层次明晰的薪酬等级和福利制度，有效保证和规范公务员工资水平的正常增长。最低工资制度是法国政府进行宏观工资管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法国政府非常重视最低工资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物价指数、经济发展、就业状况、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支出水平等因素确定，每年根据情况做适当调整，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

1848年.法国就提出了实行所得税的法案，但最终未能付诸行动。1926年所得税体系框架基本建立起来。1959年对所得税法进行重大改革，其中主要是改分类所得税制度为综合所得税制度。1971年将个人所得税法改为所得税法，改革后的所得税发展很快，不久即成为法国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国民核算中看，2001年法国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之和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为12.5%，达到1370亿欧元。而1990年这一比例仅为7.7%，在10年间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反映出法国政府逐步加强了对所得税政策的运用。除个人所得税外，法国政府对居民的存量财产也进行了税收调节。

另外，法国是个高福利国家，居民的生老病死、失业、退休、入学、住房等均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即养老、医疗、失业、家庭补贴和工伤事故，仅前四项就超过国家财政一般预算的规模。家庭生活补贴是法国社会保障中涉及范围最广泛的部分.各类家庭补助名目繁多，常常被视为法国社会福利高水准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