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希尔app 在这里归纳总结了高三语文上册阿Q正传知识点讲解，希望大家认真学习!

一、鲁迅写作《阿Q正传》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

毛主席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青年时代的鲁迅一九○二年到日本去学医，后又改学文艺，也是为着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出路。他在一九○七年写的《文化偏至论》里就反对当时官僚买办和士大夫所提倡的军事救国(“竞言武事”)、工商业救国(“制造商估”)、康梁的“立宪国会”救国等等学说。对于资产阶级专政的议会制度则抨击尤力：说它“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突出地表现了鲁迅在当时就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假民主不能救中国。

鲁迅初到日本时(1902—1904)就和友人许寿裳谈过“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何在?”的问题，也就是中国大多数的国民精神状态有什么主要缺点?然后他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鲁迅当时找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就是“改造国民性”，就是用文艺改造大多数国民精神。以后经过辛亥革命前后大约十年的社会文化斗争的实践，他感到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统治下形成的中国“国民性”，有种种缺点：在1918年写的《随感录三十八》里已经指出：“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的自负。”“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或者说“外国也有叫化子”，娼妓，臭虫等，中国有，也就不是什么缺点了。甚至还有人说“中国便是野蛮的好”，简直“以自己的丑恶骄人”。顽固保守，自高自大，自欺自慰，精神胜利。

鲁迅从1918年到1921年(写《阿Q正传》以前)这三年期间所发表的杂文，有不少篇都有批判这些思想的内容，也批判了《阿Q正传》中所揭露的其他思想，不过先用杂文形式，后用小说形式罢了。用不同的文学形式进行同样的思想斗争，在《鲁迅全集》中可以找到不少例证。比如：他在1918年《狂人日记》小说里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到1925年他又用杂文《灯下漫笔》阐述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对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来说只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是吃人和被人吃的历史。

因此，当我们开始读《阿Q正传》第一小段：“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就不难理解了：这是说他要在这篇小说里批判一些人的“精神胜利法”和其他落后思想;批判辛亥革命脱离了农民;要写出中国农民有革命的愿望和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背着“精神胜利法”和其他落后思想的包袱，还是没有出路的。他要批判的这些思想，早已胸有成竹，而且已经在三年来的杂文里批判过了(如《随感录三十八》等篇)，它们又要鲁迅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仿佛象鬼似的在头脑中作怪。他是观察研究了“国民性”好久，观察研究了农村的阶级斗争，他了解了农民，不满意于辛亥革命不要农民，并提出了一个中国农民和革命的关系问题，然后才写这篇小说的。

所谓“国民性”，是国民中比较多的人有的一种性格或思想，不是全国国民人人都有的思想。它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一部分国民的精神状态。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其他落后思想是来自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而且是被压迫剥削还没有觉悟的结果;它的表现形式和实质，都具有贫雇农阿Q的个性和阶级性的特点，同时也在一部分人中有一定的普遍性。毛主席说：“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阿Q这个“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典型既表现了一种贫雇农所受的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烙印，也表现了其他阶级一部分人所受同一思想的影响(虽然所表现的形式和实质不同)“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当然，阿Q这个典型仍然带有他的鲜明的阶级性和个性。

但是，“国民性”这个名词终竟是不科学的，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全国国民都有同样的一种性格或思想，“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由于鲁迅当时还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用以战斗的思想武器还只是进化论和唯物论，还不是辩证唯物论，因此他对于“国民”的看法有时是有些笼统的，未曾加以阶级分析。虽然如此，他的前期作品(1918—1927的杂文和小说)中所揭露的“国民性”的缺点，在他的思想上有时也并不包括国民的全部;例如在1925年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何况当他揭露缺点时往往是和抨击造成这种缺点的黑暗社会联系在一起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等落后思想是以赵钱二太爷和假洋鬼子等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压迫剥削的结果。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影响的结果，是未庄阶级斗争的表现。毛主席说：“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因此，要改造所谓“国民性”，自然要推翻这种“人吃人”的黑暗社会;他的前期小说和杂文，揭露和批判黑暗社会是远远多于抨击“国民性”，有时两者还是互相联系的。后期(1927—1936)就更不相同了：

由于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四·一二”的血腥大屠杀，“救正了”鲁迅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他“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就逐渐成为共产主义者和辩证唯物论者了。他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由唯物论和进化论到达了辩证唯物论者;他不再笼统地谈什么“国民性”了，他对人进行了阶级分析：比如他在1933年写的《沙》里说“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象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他们的象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又如在1934年写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他不再提改造笼统的“国民性”了，“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但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其他落后思想，还是具有相当普遍的典型意义，因而阿Q也就成为中外古今文学作品中著名的典型之一。它既有个性、阶级性，也有普遍性;普遍性是通过阶级性、个性表现出来的。列宁说：“在俄国生活中曾有过这样的典型，这就是奥勃洛摩夫。他老是躺在床上，制定计划。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俄国经历了三次革命，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奥勃洛摩夫，因为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我们只要看一下我们如何开会，如何在各个委员会里工作，就可以说老奥勃洛摩夫仍然存在，所以必须长期地洗刷清扫他，督促鞭策他，才会产生一些效果。在这一点上，我们应 当看清自己的处境，不要抱任何幻想。”(1922年3月《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按：奥勃洛摩夫是十九世纪中叶俄国作家冈察洛夫作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幻想，对社会抱消极态度。是农奴制腐朽时期没落贵族地主的典型。)

二、为什么叫《阿Q正传》?

为什么篇名叫《阿Q正传》呢?为什么不用过去常用的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呢?1.这一方面是因为阿Q是农民;2.另一方面因为“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内容是写被封建士大夫看不起的农民。所用的“文体”又是“卑下”的白话文，所以就不敢僭妄地用封建士大夫所常用的那些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了，只能用封建士大夫所看不起的“小说家”所用的“言归正传”中的“正传”了。

但阿Q又为什么没有姓呢?阿Q本来姓赵，被赵太爷打得不敢姓赵了。所以他究竟姓什么也不知道了，名子的声音是“Quei”，究竟是“桂”还是“贵”呢，不能断定，只好用洋字来拼音，简称叫阿Q，至于他是什么地方人也不可考。这一切都由胡适之流的“考据家”去考据吧!反正旧中国到处都有象阿Q这样被压迫被剥削的穷苦农民，姓名籍贯都无关系，他是当时(辛亥革命时代)有“精神胜利法”思想的“一种农民”的代表。“阿Q”是“一个”农民的名子，也是“和他一样的”一些农民的代表。

《阿Q正传》开始几段叙述为什么叫“正传”，为什么叫阿Q，以及他的籍贯问题等，一面是“开心话”，一面也在反封建社会传记文学的传统、思想和讽刺当时胡适一帮人所提倡的烦琐：“考据”。

三、阿Q的精神胜利法

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思想，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夸耀先前的阔，设想儿子的阔：

阿Q本来不阔，但他偏要向人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样来安慰自己，他在精神上胜利了。对于赵太爷钱太爷的儿子是文童，文童可以考取秀才，因而赵太爷钱太爷受到人们的尊敬;阿Q心里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是比赵钱二太爷的儿子阔的多，将来阿Q当然也要比赵钱二太爷受尊敬了;他在精神方面又胜利了，他比赵钱二太爷阔的多。自己陶醉于自己的被压迫的现状，就永远不会觉悟来改变这种现状，这是鲁迅最痛心的!那么，这种思想是不是仅只象阿Q这种农民才有呢?不是的，当时的封建官僚和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有，并且由他们传给农民：自从鸦片战争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暴露了清朝统治的腐败和无能，事事不如外国。而又不愿从根本上改革政治，安于保守，反自欺欺人地夸耀过去或空想未来，以陶醉自己，取得精神胜利。比如说“外国船坚炮利，工商交通发达，是物质文明;我国有几千年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比物质文明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胜利了，满足了。既然胜利了，满足了，那还要积极地去改革干什么呢?中国也就不会改革不会好起来了。所以这种普遍存在于当时各阶级一部分人们中的自欺欺人，自我陶醉的精神胜利思想(虽然各阶级表现的形式和实质都不同)，是中国改革的大敌，鲁迅通过阿Q给以批判，是由于他的爱国思想。这种阿Q思想是与救国不两立的。尤其是劳动人民有了这种思想，就不会觉悟，来改变他的悲惨的现状了，所以鲁迅通过农民阿Q来批判这种思想，来解决中国农民参加革命的问题，以免象辛亥革命那样没有农民参加而失败了。鲁迅这种描写和批判，它的概括性是很大的，它的典型性是很高的：它概括了当时很多人(不是所有人)都有的一种性格，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典型的思想，一种有代表性的思想，而又是通过有阶级性和个性的阿Q表现出来的。

鲁迅想用文学去批判“国民劣根性”或“改造国民性”是他早在日本弃医学文的原因，也是他在五四时代从事创作的原因，《阿Q正传》的主要思想也就在批判“国民劣根性”。批判这种劣根性，目的在提高“国民”的觉悟，以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改变国家的落后状况。但是中国落后状况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剥削的结果，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起来斗争才能解决，单靠文学是不行的。而且农民精神上的弱点并不能作为不能自觉起来斗争的唯一的或主要的理由;农民也还有他的坚强斗争的一面。阿Q到了被压迫得无路可走的时候，虽然有革命的愿望和参加革命的可能性，而且他自以为是做了革命党被杀害了，但他究竟是被统治阶级思想毒害了的一种落后农民的代表，不是坚强战斗的农民，当时的农民也不全是阿Q。同时改造农民的劣根性或“国民劣根性”，文学固然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但根本解决还是要靠革命斗争的社会实践。鲁迅在《狂人日记》等作品中表现了要推翻人吃人社会的社会革命论的思想，但如何实现这种革命，认识还是较模糊的;象阿Q似的人物也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当然阿Q思想的普遍性还不只限于当时的落后农民，上面已经说过了，它的思想教育意义还是很大的。它是既有个性、阶级性，又有普遍性，通过个性表现共性的典型。

那么，这种思想，现在有一些人和知识分子有没有了呢?恐怕“有一些人”还是有的，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例如，有一种知识分子在解放以前曾经参加过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他在当时是进步的革命;但是解放以后他背着进步的包袱，进步很慢，看见过去不如他进步的人，现在比他进步的快，甚至入党了，他应该怎样呢?他应该努力改造自己，争取赶上人家;但是他安于自己过去那一点点进步，用过去那一点点进步来夸耀自己，自我陶醉;心里想：“我过去比你进步的多啦!我过去在革命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啦!”他的精神上是胜利了，但也就不急于改造了。这不是阿Q吗?工农干部也有一些人满足于过去对革命的贡献，不学习，不进步，安于现状，吃老本，看不起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