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

我国素以历史悠久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惟一的文化传统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有明确文字记载、可以考实的历史有将近四千年之久，以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相结合，可以认识的文明史长达五千年以上。我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先人，共同生活在辽阔的疆域上，通过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融合，共同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辉煌壮丽的，在若干历史时期内，我们的文明发展水平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华文明是对世界历史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不仅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还曾经对更为遥远的地域发挥过独特的推动作用。法国的著名学者谢和耐(JacquesGernet)教授曾经动情地说：“中国文明曾是人类中很大一部分的启迪影响者，将其文字、技术、人生观和世界观、宗教和政治制度赐予了全人类的这一部分。朝鲜、日本、越南等作为中国移民的国家也都属于同一文明圈。但中国影响的辐射范围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这些地区……它也触及到了一些更为遥远的地区。”他说，西方欠下了中国的“文明债”，如果西方不曾借鉴中国，“就不可能具有它今天的面貌”(《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l997年，l～2页)。“欠债”之说当然是善意的笑谈，倒也可以使中国人产生历史的自豪感，其实更重要的是应该思量如何才能不愧对祖先所创造的辉煌。

想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悠久、辉煌、丰富而又复杂的中国古代史加以概述，难度相当大。让我们以历史年代为序，按照传统史学“大断代”的方法，共同探讨古史的深邃与奥妙。

我国境内发现了为数众多的早期猿人遗址、遗物，为进一步解决人类起源问题提供系统而珍贵的材料。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除了世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之外，近年间所发现和报道的安徽繁昌“人字洞”猿人遗址、重庆“巫山人”的新材料，把我国境内所见的早期猿人的出现时间，提前到距今200～250万年，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在它的中晚期，“文明”的因素开始出现。在我国野外考古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达到七千多处。其中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各有其重大发现和重要价值。这证明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和多元一体。中国文化是在本土独立发生、发展的结论，日益为中外学术界普遍接受。

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为开篇之作，以黄帝为正式记载的第一位上古帝王，而战国诸子早把黄帝奉为古史传说的中心人物，于是，黄帝被华夏后人尊为“人文初祖”;《五帝本纪》叙事上溯至炎帝，炎黄时期就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代名词。直到今天，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以炎黄时期为开端的。

我国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没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主要是靠神话与传说保存至今的，它与信史的区别是明显的。考古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收获，使人们了解到与传说根本不同的远古历史的片断。早在19世纪20～40年代，部分卓有见识的学者就开始了富有创新意义的工作：试图把当时所知的考古成果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重新构建和解释上古历史。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不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了研究传说时代的方法，还将上古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一重大建树，直到现在仍得到古史学界的承认和尊重。

在习惯上又被划分为夏、商、西周与春秋战国两个阶段。

夏、商、西周时期，在我国传统的历史体系中，被称为“三代”，是古代士人仰慕和歌颂的“盛世”;自近代以来，随着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真正了解，它被重新定位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依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而按照当代考古学的划分，它属于中国的“青铜时代”。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大禹经过有意操作，把权位传给了儿子启。这标志着古老的“禅让”传统被破坏，以父子世袭为特征的“家天下”统治秩序从此确立。由大禹立国到夏桀亡国，夏历十七王、400余年。考古所见介于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特别是二里头文化的大型宫殿建筑、青铜器、玉器的出土，使夏王朝的历史地位得到印证。傅斯年揭示的“夷夏东西说”，对了解夏朝的国家形态、发展脉络有重大意义。

商朝从成汤立国到帝辛(纣)亡国，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500多年。出土于安阳小屯村的甲骨文，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卜辞所记载的内容，涉及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各个方面，从而使商代的历史奠定在有文字记载的基础之上。商代的青铜文化光辉灿烂，经济获得明显进步，国家统治职能有了进一步发展(建立了较为复杂的官僚机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强化了法律的镇压职能)，但氏族依然是社会的基本结构：肜式，“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的合一，使社会笼罩于神权统治之下。

西周王朝从武王灭商开国，到幽王亡国，传十一世十二王，历时200余年。其中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是我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也是近年来“夏商周断代工程”(见下)由以展开的支撑点之一。与商王朝相比较，西周的统治有其鲜明的特点：其一，重视国家的制度建设，包括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官制在内的“周礼”体系得以确立。古人喜欢用“周公制礼作乐”来表述，其实应该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其二，重视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周初的几篇著名的《诰》中，提出了“明德”“慎罚”的主张，开“以德治国”、“德主刑辅”治国思想之先河。其三，政治疆域和文化影响区域大大拓展，这与“分封制”的大规模推行密切相关。可以说，这是一个神权下降、王权强化、人文精神崛起的时代。

春秋战国起于周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70年)止于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公元前221年)。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为我国著名的历史转折时期。在政治上，王室权威由衰微而归于消亡，春秋霸主政治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器，战国的兼并战争则是统一战争的前奏曲和组成部分;战国的变法运动，破坏了贵族等级社会，造就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君主集权制、官僚制、郡县制以及重农抑商政策，纷纷出现并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上，伴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促成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空前发展。在社会结构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陷入瓦解，个体农民家庭大量出现;拥有独立身份的“编户齐民”成为国家统治的基础，多种形式的奴隶劳动依然存在。在文化上，表现出空前的繁荣。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历程，至今仍被国人引以为豪;诗经、楚辞、诸子散文，都在历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