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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2012年度国际高等教育评估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QS)亚洲大学排名发布，香港科技大学蝉联亚洲第一。在这份被被公认为世界三大大学排行榜之一的最新榜单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列亚洲第6位和第15位。

荣膺“亚洲一哥”，香港科大却相当年轻。这所成立于1991年10月的大学，去年刚刚过完20岁生日。

从香港清水湾畔名不见经传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国际化研究型大学，香港科大的崛起被视为亚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与广东毗邻、发展迅速的香港科大，正是广东高等教育国际化路线的绝佳观察样本。

近日，香港科大校长陈繁昌、副校长翁以登一起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一问 一流大学如何炼成?

人才、定位、国际化是秘诀

南方日报：香港科技大学的发展历史不到21年，却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其中的秘诀是什么?

陈繁昌：大学的定位比较容易，但落实就比较难，比如港科大一开始创立就是定位国际级研究型大学，而非综合性大学，一直坚持按此方向发展。

我认为一流大学的建成，最重要的是要重视人才的引进。在创校之时我们就已明白“用一流人才吸引一流人才”，大学发展最重要的是吸纳优秀的学生及教授，并有完善的系统来支撑我们吸引更优秀的人才，比如为他们的生活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解决子女的就学问题，并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让他们对在香港生活有信心，不只是想来短期访学，而是长期教学。

翁以登：学校小环境很重要，包括校内的管理、吸引过来的人才能不能适应等等。除此之外大环境也很重要，我们认为港科大的成功与所处的城市也有很大关系，香港国际化开放的环境有利于我们吸纳更多人才。

陈繁昌：在制度建设上，我们有着公开、公平及公正的研究审批、教员晋升及行政管理制度，也就是学校内如何管治问题，包括教授如何升职都是高度透明的。在文化方面，我们是一个很美国化的学校，学生和教授都可以直接讲名字，不用以教授尊称，有着宽松的教学和学习环境。

二问 港科大模式如何借鉴?

教授做什么研究是他的自由

南方日报：香港高校跟内地高校在制度上有所不同。很多人会说港科大21年就很成功了，可是内地大学却很难做到，二位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港科大的模式可以在内地复制吗?

陈繁昌：港科大每一个机构都有一个管理架构，就像我是校长，外人会认为我是最高的，什么都是我决定，其实不是，我们也要有服从。我们有一个校董会，校董不是全职，也可能不是搞教育的，但是他有地位，也是由政府委任的，重要决策他们会参与，比如财政，比如港科大办南沙霍英东研究院。但学习和学术方面的事情由我们决定，我们拥有学术自由。这种分工也是国际化的，也有助于决策的科学化。双方的平衡就在于很多事情校长可以决定，但校长必须向校董会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翁以登：学术自由非常重要。这是大学发展的核心价值，教授做什么研究，他要写什么文章，这是他们的自由，我们是绝对不干涉的，这个在国际化的学校里是一定要坚持的。如果不是，我们招聘教授就很困难。

南方日报：南方科技大学最近获得教育部的批准成立，南科大跟香港科大有合作。对此，两位校长怎样评价南科大的改革?对它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陈繁昌：我们很荣幸在南科大创立的时候，跟他们签了合作协议，希望能力所能及提供配合与合作，双方也能优势互补，南科大也可以成为港科大毕业生的出路之一。

南科大作为一个试点，它的发展理念是非常好的。南科大请一个校长都是要通过猎头公司招聘的，教授的薪水也具有国际水准，而且深圳本身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所以我希望它能成功，也希望它真的是用新的想法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