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高考改革：这只是一个开始

2014年中国的看点很多，多年之后，相信人们一定还会记得这是中国高考改革的启动之年。

古语云：国之大者，唯祀与戎。对当下中国的普通百姓来说，最大不过两件事：医疗与教育。

而教育又有特殊性：开弓没有回头箭，人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不像“久病成良医”，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那是没有熟能生巧的机会的。

无论改还是不改，甚至无论怎样改，中国的高考都会收获同样多的吐槽。但我们不需要动辄从孔夫子和柏拉图说起的高头讲章，也不需要大量流于情绪化和本位主义的口水。至少为了孩子，也应该尽快冷静下来，琢磨一下应对方略。

现在关心高考改革的，多是初中以上孩子的家长，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其中有个认识误区：这些已经长大的孩子，其实未必能享受多少改革红利了。“高考指挥棒”之所以令人生畏，是因为它的影响力无远弗届，不但笼罩幼升小、小升初，甚至延及早教和所谓的胎教。因此，真正受到高考改革最大影响的，不是新高一，而是那些正在成长中的娃娃。早关心，早受益，家长们的试水其实事不宜迟。

此外，牵扯利益多元，涉及环节复杂，高考改革也必须在宏观层面上有一个试错过程。目前种种新政，制定者无疑殚精竭虑，效果如何还需要实践检验，也需要不同方案之间的比选。最终，人们也不应该期待“最好的”方案，理性的做法是期待一个“最不坏的”方案——能够求出此时此地的“最大公约数”，可谓功莫大焉。正因为如此，对于刚刚出台的试点措施，既不必马上指摘挞伐，也不宜一个劲地点赞。

记者|王煜

“这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改革。”9月4日，在高考改革国家方案公布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这样表述“新高考”。

“四最”之说，让举国上下对此次改革充满了期待，有评述将其与1977年恢复高考类比，认为它将又一次深刻地改变整个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以及民族的命运。

对此，教育界内不少专家对此保持审慎态度。他们认为，这次改革，只是迈出了教育改革包括高考改革的第一步。能否达成最终目标，还要看后续的跟进。

高考1977：改变国家命运

1977年8月下旬，无数知识青年在乡间田头的高音喇叭里听到了这条关乎命运的重大新闻——恢复高考。其实，在此之前，这个消息已经有所风传，当年23岁的金光耀还是安徽黄山脚下的农场知青，一听说消息就心动了：上大学的机会终于来了。“文革”开始时，他只是个五年级的小学生，“文革”中上过3年中学，却几乎没学到什么东西。他和工友们在农场里一边劳动一边谈论怎么复习迎考，当时手头没有资料，他们就让亲人从上海的家里寄来，然后手抄传阅。农场晚上10点以后熄灯，大家就点着油灯继续复习。国家做出恢复高考的决策时已经是当年的秋天，为尽快落实这条政策，就有了新中国成立至今唯一一次安排在12月的高考。金光耀在安徽参加了考试并过了分数线，却因高血压没通过后来的体检，未能入学。“因祸得福”的是，他又多了半年的复习时间，趁着过年回上海探亲的时间，找当教师的姑妈学英语，又去拜访浙江的亲戚求教数学。1978年的高考，他取得了更好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今天，他已经是复旦历史系的教授，当年的这段史实不仅为他亲身经历，也成了他的研究对象。

在金光耀眼里，论到恢复高考，1977年应该与1978年结合在一起看待。“1977年高考时，‘左’的思潮还没完全退去，报名和录取有些时候还是看出身的。这些老规矩直到1978年才开始真正打破。”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莫过北京起重机厂的青年工人刘源。1977年秋天，他把一封信投给了“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信中，他称收信人为“小平叔叔”，并自报家门：他是刘少奇的儿子。“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

10天之后，一封带着处理意见的回函解决了他和另外9名工友高考报名的问题。在考试前一周，他们拿到了1977年北京高考的最后10个考号。第二年初，27岁的刘源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而和他在同一时段收到大学录取通知的，还有时年分别为23岁的李克强和28岁的李源潮，前者以国家总理身份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曾经回忆说，得知被大学录取时，自己正在安徽凤阳的田间锄地。和他们一道入学的，还有全中国27.3万的青年人;参考人数为570万，当时“连印试卷的纸都不够用了”。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曾回忆，到复旦报到的第一天，迎接他的是一个只有15岁的小姑娘，还是应届生。巨大的年龄落差让李源潮心底“一片沧桑”。“如果说上帝要恩赐的话，我们需要的就是时间。时间流逝了十年，才知道时间之宝贵;因为没有机会能够进学堂，所以才觉得能进学府的不易。”

当时复旦规定，寝室10点半熄灯，这对铆足了劲读书的青年人而言当然无法接受，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学生都吵着说功课做不完，不能让大家都在被窝里打电筒啊。李源潮被选为学生代表专门去找了时任复旦校长的苏步青提意见，结果成功地延长了熄灯时间。他的历史系校友金光耀说，他和同学们都觉得时间被耽误太久了，必须抓紧，入学后看了大量以前只听过名字却没接触过的西方文学名著。当时图书馆里的书是要抢着读的，一天读不完的书，为了不被别人拿走，有同学就玩起了“小把戏”，把它不归还原位而是藏在书架上的偏僻角落，这样第二天一开馆就可以冲进去拿起来接着看了。“大家特别愿意讨论和分享：今天谁又看了什么书，有什么感触。”

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自然是学到了大量的知识，但在金光耀看来，比这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突破：“从‘文革’中的迷信个人到可以拥有怀疑精神、突破精神，这是一种重生。”同时，他们又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做事分外勤奋。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1977级大学生英才辈出。除了前述两位现任的国家领导人外，1977年高考中的胜出者：王小波、易中天、张艺谋……都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恢复高考，让积累了10年的人才“大爆发”，改变了1977级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金光耀对《新民周刊》表示：首先，恢复高考是当时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其次，这项变革由邓小平主推，青年群体是最大受益者，这为邓小平后来推行的全面改革积累了民意基础。“1984年‘小平你好’的标语由大学生打出，绝不是偶然的。”另外，当年恢复高考的一些招考模式，也对后来30多年的高等、基础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前方案：凸显公平诉求

文理分科是1977年高考确立的模式之一。金光耀解释说，当时之所以要这么做，是为了适应当时考生基础教育底子不牢的实际情况，以更好地选拔人才。以他自身为例，在“文革”的10年中，他完全没有学过“理化生”方面的任何课程，如果当时要考这些科目，难度实在太大了。文理分科在当时是有效且公平的做法，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如今却成为基础教育的阻碍：以前分科是因为考生偏科，现在却更多是分科造成了偏科。

上海闵行区教育学院院长恽敏霞撰文指出，高中教育不是大学预科，而是国民基础教育的一部分，面向的是大众，应该将普通知识的教育和国民道德的养成当作第一选择。在基础教育阶段大多数学生各门科目之间的学习是有着相当大的关联的，有研究项目通过大数据挖掘，认为数学、语文、英语等科目学习的关联程度超过70%，也就是说，偏科的学生仅是少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偏科也是由文理分科造成的。恽敏霞认为，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保障，高考制度应该面向大多数，在高中阶段过早对学生划分文理科，并不利于学生的真正发展。

“文革”中取消了高考，改为考察出身不考察素质的推荐制入学，取消了分数考核，这实际是对公民考试权的剥夺。恢复高考后，以分数为核心的人才考核体系逐渐建立起来，但这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分分计较”、“唯分数论”的体制带来的是30多年的应试教育，催生了安徽毛坦厂中学、河北衡水中学这样的“超级高考机器”，打击的是学生的活力和创造力。长期以来，全国、各省的高考模式无论怎么改，都逃不出“一考定终生”的性质。在这样的指挥棒下，高中乃至之前的初中和小学想要做到推行真正的素质教育，只是人们美好的愿望而已。虽然“打吊瓶复习高考”、“带病高考”这样的事件总会被指为“不人性”，但对考生而言，这样做就是最大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