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镇毛坦厂，这个似乎只为高考而生小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高考神话，成为中国高考大军的缩影。

毛坦厂中学考生乘坐大巴，奔赴考点

大概没有哪个中国乡镇，会像这个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一样，似乎只为高考而生：小镇里饭店叫“状元酒楼”，超市叫“学府超市”;镇卫生站里贴的是中学班主任的联系电话;卖得最好的保健品是脑清新和五个核桃;街上打出的横幅是“××品牌伴学子安心踏实马到成功”;甚至连三轮车上也挂着高考倒计时牌;临近高考，连皮鞋摊都打出了“庆高考，大放价”的促销广告……

小镇的灵魂和核心，是一所超过2万人的高级中学：毛坦厂中学(及金安中学)。近10年来，毛坦厂中学以其8成以上的本科升学率屡屡创造高考神话。

2013年，毛坦厂中学待毕业的高三共有90个班，其中应届47个，复读43个。共计11222名学生参加高考，这也是该校参加高考人数首次突破万人大关。

“今年我们希望有8000人以上(超过本科线)”，分管教学的毛坦厂中学副校长李振华对记者说。他的嗓子因忙碌而变得沙哑。

盛名之下，李振华并不讳言毛坦厂中学的成功，“更多来自于非智力因素”。

“有期徒刑，一年”

学校超市里，一片密密麻麻的手机电池和台灯正在集中充电，上面写着主人名字，五角钱一次——原来，为了防止学生娱乐，女生宿舍里连电源插座都没有。刚到金安中学，女生王玲就被“震撼”了。

在六安市甚至安徽省来说，毛坦厂的严格管理早已出了名，“特别适合那些管不住自己的学生”——王玲觉得，她原来就读的另一所乡镇高中，晚上9点就下晚自习，正是她偷偷溜出去上网的“客观”原因。

而在毛坦厂，班主任让她做好“坐牢”的心理准备，“有期徒刑，一年”。

除了学习，王玲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她的时间被一张作息表严丝合缝地分解掉。早上6点20进班早读，直到晚上10点50下晚自习，休息时间只包括：午饭、晚饭各半小时，午休1小时——午休本是2小时，但班主任要求学生到教室睡觉，顺便再匀出1小时自习。

“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王玲向妈妈抱怨。

但她没有理由退缩。她是主动要求到金安中学复读的。金安中学是毛坦厂中学与另一家私立学校共同出资成立的私立中学，接纳复读生和应届高中生，两校资源共享，其实可以看成是一所学校。

2012年高考，安徽省文科三本最低控制分数线是512分，她只考了448分。这个分数很不凑巧，去年的收费标准是文科低于450分的，4万8千块一年。如果因为学生自己承受不了压力而退学，开学2周后便不再退还。

一进教室，王玲便被各种口号和标语包围。前后门贴着，“进班即静、怕苦莫入”;黑板上方贴着“天道酬勤”，两边还是标语：“树自信、誓拼搏、升大学，回报父母;抢时间、抓基础、勤演练，定有收获”。

老师戴着扩音器上课，151名学生挤满教室，“笔掉了都不能弯下腰捡”。逢考试时，学生便自觉拿出一块白板立起隔开。因为人太多，他们没有举办过运动会。当然，音乐、体育课已在高三课表上绝迹。

王玲皮肤白净，眉眼细长。她并不算瘦，但很快发现，她的臀部和大腿明显胖了——坐在桌前不运动的结果。班上还有女生便秘，因为吃完饭后立刻趴桌休息，胃似乎不能消化。班主任见怪不怪，说这些都是复读症状。

高二理科男生李勤，每天的课程作业大致包括：2套数学试卷、4篇英语阅读、1张物理试卷、1张化学试卷和其他生物作业等等。作业实在太多，以至于政治、历史、地理等老师上课，会主动在20分钟左右结束，余下的时间就让他们做卷子。

22点50分下晚自习回到家后，李勤还要继续学习到凌晨12点半至1点才能上床睡觉。“在我们同学里，能在12点以前睡觉的几乎没有”，他说。曾有一位班主任甚至对家长们说，如果孩子跟你说作业做完了，可以出去玩了，你不要相信。因为，“我们布置的作业几乎做不完”。

而毛坦厂也没什么玩的地方。最后一家公开营业的网吧，被学校与派出所设在门口的视频监控逼得关了门。全校160多个教室、毛坦厂镇的重要路口、校园几大出入口，都由学校安装了视频监控。一些台球厅私下经营，还有浴池包夜，仅此而已。

周考、月考、联考，王玲始终处于考试的紧张之中。每次月考后，学校根据学生成绩模拟发榜，一本二本三本，将所有学生归在对应的榜单下。

为了激励学生，很多班主任的口头禅是“两横一竖，干!”老师们相信，高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依靠训练和重复便可以对付过去。不需要学生有多大的主动性，只要跟着老师走，遵守纪律、跟上进度，高考成绩必然会提高。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1999年高考，毛坦厂中学达到本科分数线的学生还只有98人，2005年一举突破千人，随后每年以近千人的增幅，直到2012年高考，7626人达到本科线，占到了参考人数的80%以上。

而复读生的成绩往往比应届生更好。一年题海后，人均可提高100分左右。

倒计时牌挂在教室黑板旁，王玲的课桌上也贴着一张高考倒计时表。每过一天，她就用钢笔画去一天，浓到整个方格都被涂满黑色。

自我鞭策

“如果今年再考不好，我可怎么办?我多大了?不能再复读了。”一天傍晚，高三复读女生李佳佳哭了。妈妈在一旁，第一次意识到女儿的绝望。

这是每个复读生最深切的惶恐。因为太过沉重，亲人之间很少提起。

复读生们在自己的课桌上表达这一切。有学生写上2012年高考分数，总分用红字划出圆圈。有人贴了一封检讨书。有人只写一个字，“拼!!!”还有一句话是：“这是你必须偿还的债”。

“常忆高考落榜时，匹夫当有凌云志”，这是挂在一间复读班教室里的口号——学校并不介意以自揭伤疤的残酷方式，以失败者姿态制造焦虑、激发斗志。

事实上，毛坦厂中学起初也是“失败者”。

在毛坦厂崛起之前，它只是六安市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乡镇高中。六安最好的高中，是位于市区的六安一中、六安二中。市区高中层层“掐尖”后挑剩下的，才会进入中考统招线相差50分左右的毛坦厂、张店、双河、三十铺等普通高中。

“我们的生源是二三流的”，毛坦厂中学老师常说这句话。因为生源不好，毛坦厂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等全国名校的学生并不多。距今最近的一次是在2007年，一位学生考进北大。

如今，尽管毛坦厂距离合肥只有4个小时车程，学校已有了400米塑胶跑道，尽管教师制服已是中国名牌，但这所中学仍然认为自己是“深山里的农村学校”。起跑线的劣势地位、高中教育的城乡差别，久而久之深藏为危机感与耻辱感，进而内化为自我鞭策的动力。

校园里，被印在落地灯箱上、被刻入石碑里随处可见的一句话是“不比智力比努力，不看起步看进步”。不甘于人后的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打了鸡血似地”比拼努力和进步。

学生退步名次，会以“触目惊心、警钟长鸣”的大标题做成警示榜;进步榜则是“乘胜追击”。学生之间有“人盯人”策略，学生可以选择一个实力相当的同学作为竞争对象，在班主任那儿备案，下次月考要比对方进步更多。输的一方，惩罚是站着早读。

学校选聘班主任，每年根据成绩考核，末位淘汰;班主任和教师双向选择，如果对课任教师不满意，班主任可以炒掉课任教师。由此组成的教师团队，对班级成绩负全面责任。

一切奉分数为圭臬，实行指标化管理。倘若高考后的一本人数少于进班时人数，则每少一位学生扣掉0.3分;班级一本上线每人3000元、二本每人2000元，再以人数权重奖励给教师团队;等等。

有的老师，最多一次性奖励5万多，接近一年的平均年收入。

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刺激之下，全校100多位男性班主任各显神通，想着法儿提高学生卷面上的那个红色数字。

曾有一位年轻老师，从师范学院毕业来到毛坦厂中学教书。接受了大学教育、开拓了眼界的他认为教育最应该培育的是学生的公民素养。于是，他偷偷摸摸地多做了一点。比如，在班会课上，为学生们朗读《萤窗小语》。他甚至认为，高中生已经情感成熟到可以谈恋爱，于是又在班级发动关于友情、爱情的讨论。

如今10年过去，今年春节，一位当年的学生向他拜年，对他说“谢谢”。

不过，他没有告诉学生的是，那些尝试让班级成绩下降，他差一点被末位淘汰。后来，他再也没有进行过类似的教育新实验。

“做老师最痛苦的是，你明知道是错的还是不得不做”，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对记者说。老师们私下也会讨论，是不是真的需要占据学生这么多时间，是不是一定要如此严苛?

结论是，只要高考存在，应试教育便没有废止的理由。尤其是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仍可能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学生们同样明白。这让李佳佳非常矛盾。她一边觉得自己“压根不适合高考”，却还主动要求到毛坦厂复读;她好几次说“我要回家”，哭着不吃晚饭，但最后还是会乖乖上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