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在权力世界、经济世界、劳动世界里都得不到同情和理解，都无法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只有儿童对他构不成精神的压抑，所以他对儿童便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也是人性的必然：凡是在现实社会得不到理解和同情的人必然寄希望于未来，凡是自感对现实社会无能为力的人必然希望为未来服务。而体现未来的便是儿童：“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但是，一个在成人的世界受不到尊重的人难道就会受到儿童尊重吗?一个对现实世界毫无力量的人就会作用于未来社会的发展吗?这在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这只是像孔乙己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制的幻象。孔乙己教给酒店小伙计写字，酒店小伙计在下意识中就看不起孔乙己，也不认为他有教导自己的权力和能力。因为在鲁镇这样的世界上，一个儿童希望自己成为“穿长衫”的，希望自己成为酒店掌柜，或者根本没有想过成为什么样的人，但却绝不会希望成为像孔乙己这样的落魄的人。他们在本能中就是依照前两类人的形象塑造自己的，而不是依照孔乙己的形象塑造自己的，他们也不会相信孔乙己能够把他们塑造成自己希望成为的那种人，因为孔乙己自己就没有成为那样的人。“写字”无法把儿童吸引到孔乙己身边，孔乙己便拿茴香豆给他们吃。这引来了儿童，但他却不可能更多地满足儿童们的这种需要，因为他的经济收入连自己的需要也无法满足，又有什么余裕满足儿童们的需要呢?“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由此我想到我，想到与我类似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成人的世界中，权力世界使我们感到自己的渺小，经济世界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寒酸，劳动世界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孤独，只有还没有进入成人社会的青年和童年，不会对我们构成精神的和物质的伤害，因而中国知识分子在本能上就亲近儿童和青年。但儿童和青年会亲近我们吗?不会!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幸福的前途，而不可能愿意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亲近他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知识的灌输和经济的帮助。但“知识”并没有改变我们的人生命运，他们对我们的所谓“知识”在本能上就是有所怀疑的;“经济”同样是我们所缺乏的，当他们真的需求我们的经济帮助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惶急了：“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

孔乙己的“偷”自然是发自于向社会权威挑战的隐秘心理，也就必然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他越是沦落到更深的悲剧境地，他的心理越不平衡;他的心理越不平衡，他就越是要向更高的社会权威挑战。这也是人性的必然。小不高兴骂爹骂娘，走投无路时就要骂天骂地了。这是人在内在意识中寻求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反对皇帝的人感到与皇帝是平等的，反对臣僚的人感到与臣僚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实际上不平等地位的差距越大，这种寻求平衡的方法越是会遭到更惨重的失败。丁举人是鲁镇社会最有权势的人，是鲁镇人的最高权威。正是在孔乙己最落魄的时候，他偷到了丁举人的家中，结果是被丁举人的家人“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从此，他的生计更加艰难了：“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身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这样的知识分子，我在社会上也是经常遇到的，那些被打成胡风分子的人，那些被划为右派的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人，他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已经不能用自己的腿走路，而是用自己的手，拖着自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艰难地爬行──他们生命的腿被打断了……

他们在社会上消失了，像孔乙己在鲁镇消失了一样，但社会仍然存在。权力世界少了一个挑战者，经济世界少了一个消费者，劳动世界少了一个笑料。

通过我自己的这种解码方式，《孔乙己》与我和我生活的世界才发生了有机的联系，它才成了触动我的感情和情绪的文本。当然，这绝不是惟一的一种解码方式，不同的读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因而《孔乙己》在他们的感受中也会有不同的色调，不同的意蕴。

鲁迅小说的深刻性不在于鲁迅为它规定了什么样的主题，而在于他为读者开辟了异常宽阔广大的想像空间，它可以容纳异常丰富的乃至鲁迅自己也未曾经历过的人生经验和体验。

(选自《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