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这种以“偷”的形式进行的情感性发泄，获得的只是一点内在隐秘心理的满足，而在周围的社会群众看来，却只能是他从失败走向失败的一部耻辱的历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由“偷”到“打”，由“打”到“伤”，由“伤”而在身上、脸上留下“伤痕”、“伤疤”，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很多知识分子所经历过的。我们现在常常把中国知识分子想得太严肃、太伟大，好像他们都在追求着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大目标、大理想，但据我的观察，实际上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没有那么明确的目的，那么宏大的志愿，那么理性的考虑的，他们也没有实际地实现自己所宣扬的社会目标的行动纲领和能力。有的仅仅是一点心理上的不平衡、不满足，当他们隐忍不住这点不平衡、不满足，便会做出一些平常人做不出的事情，说出一些平常人说不出的话，违反了社会的“常规”。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不符合社会的常规，只是隐忍不住自己本能的冲动，所以连他自己也无法否认这是违背社会公德的，是不光彩的行为，是“偷”。但孔乙己是没有任何实际的力量的，当他因“偷”而受惩罚的时候，他就一无可施了，他的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中国知识分子不也是这样吗?他们总是在本能上就会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形成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甚至做出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并且总是带有向社会权威挑战的意味，但他们是脱离了社会权力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是没有任何实际的力量的，一旦被社会权威送上社会的审判台，他们就一筹莫展了，就只好接受社会的惩罚了，并且连为自己辩白的理由也没有。因“偷”被“打”，因“打”而“伤”，所以，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脸上都留着这种被“打”的“伤痕”、“伤疤”。当我第一次见到著名诗人牛汉先生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曾是胡风分子”;当我第一次见到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涌先生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曾是右派分子”;当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导师李何林先生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曾因‘人性论’而受到批判”……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实，但却像“伤疤”一样贴在了他们的身上、脸上，成了他们的特点和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