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力的世界、金钱的世界和劳动的世界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没有自己的“身份”，但它仍要生存，并且只能靠“文化”生存。“长衫”是文化的象征，“之乎者也”是文化的表现，都还不是“文化”本身，因而也没有实际的用途，在社会上混不到饭吃。“文化”有多种用途，它可以掌权、用权，但在这方面，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比孔乙己更有经验，更有“文化”，不需要孔乙己的帮助;“文化”可以记账、算账，从事经营活动，但掌柜的自己也有“文化”，也能记账、算账，不需要孔乙己的服务。而那些短衫顾客则是不需要文化的。孔乙己的“文化”也就只剩下“认字”和“写字”：“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抄书”就是孔乙己所能起到的惟一的作用。我总觉得，我们这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做的仍然主要是“抄书”的工作。我们社会的“思想”不是从知识分子阶层产生的。我们的经济不需要知识分子的经济理论，我们的劳动群众不需要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我们到底做的是一些什么工作呢?“抄书”的工作。把古代的书反复抄下去，把外国的书不断抄进来。我们就在这“抄书”的工作中“换一碗饭吃”。在过去，我总是相信鲁镇人所说的孔乙己因为“好喝懒做”而至于偷窃的说法，现在我开始觉得这个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他在我们的店里，品性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为什么他在酒店里如此讲信用，而对自己的主人却不讲信用呢?这里恐怕是有更隐秘的心理动机的：孔乙己在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面前感到心理不平衡。他们都是“读书人”，都有“文化”，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成了“人上人”，而他独独成了“人下人”。他们成了“人上人”，实际上已经不需要“文化”。有了“钱”，有了“权”，就有了他们的一切，“文化”对他们只是一种点缀。真正需要“文化”的是孔乙己。但不需要“文化”的却拥有文化的权力，被社会认为最有“文化”的人;而需要“文化”的孔乙己却没有文化的权力，被社会视为没有“文化”的蠢材，到处受人嘲笑，并且不论如何辩白也是辩白不清的。“书籍纸张笔砚”是“文化”的工具，那些“人上人”实际是不需要文化的工具的，他们没有这些照样过活，照样威风，这些只是他们家的一些摆设，但他们却有“书籍纸张笔砚”。孔乙己是需要“书籍纸张笔砚”的，是依靠这些过活的，但他却没有。孔乙己在下意识中大概就觉得这一切实际是应该属于他的，所以，尽管他知道偷走这些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还是忍不住要偷。我在多半生的人生观察中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看不起商业大亨，但却与他们发生不了实际的纠葛。在商业关系中中国知识分子是很守信用的，倒是劳动阶级的人对商业大亨有着本能的忌恨，常常去揩商人的油，甚至绑架、偷盗他们。中国知识分子很胆小，很软弱，思虑多，有心眼，但却常常用自己的头去碰权力的铁壁，做出为人们所难以相信的蠢事。足见孔乙己不偷酒店掌柜而偷何大人、丁举人，是有更深层的心理原因的。就其实质的意义，这是向权力的宣战，向社会权威的宣战。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何大人和丁举人才对孔乙己如此的残酷和凶暴。对于何大人、丁举人，“书籍纸张笔砚”未必那么重要，他们痛惜的也绝不是这点“财产”，他们愤慨的是孔乙己对他们权威地位的蔑视，是孔乙己内心那点说不出来的隐秘愿望。但孔乙己的这种隐秘的心理愿望，是无法被短衣帮顾客所理解的。他们知道的只是孔乙己的“偷”，而“偷”自然是不好的，是理应受到惩罚的。对“偷”的本身，他们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他们更不能理解的是孔乙己为什么非要“偷”权力者的，这在他们看来是非常愚蠢的。“偷”的原则就是要避开惩罚而获得在正常情况下无法获得的经济利益，而孔乙己进行的却是只能招来更严重的惩罚而无法获得经济利益的行动，这不是很蠢的吗?“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