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动乱与灾难

1.“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

2.“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二、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1.九一三事件和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2.从“批林批孔”到“四五运动”

3.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4.以史为鉴

●活动与探究

看课后的“自由阅读卡”的内容，再读一本知青小说，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一个全面的了解。

参考书目：

卢新华《伤痕》，陈建功《萱草的眼泪》，郑义《枫》，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孔捷生《在小河那边》，竹林《生活的路》，老鬼《血色黄昏》，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孔捷生《南方的岸》，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雨》《雪城》等

●备课资料

“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文化大革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采取了似乎非常“革命”的手段，但实际上，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场任何意义上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曾被宣传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是，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

第一，在我们的社会里，根本没有发动和进行这种“政治大革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众所周知，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以后，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政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手中。在一九五六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已经基本解决，剥削制度已经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因此，从政权和经济制度这两个方面来说，都不存在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的任何现实的基础。

第二，按照“文化大革命”实际规定的斗争对象来看，也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大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即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谓的“党内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在对客观情况错误判断的基础上主观臆造出来的。被指为所谓“走资派”的，实际上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骨干;所谓“向走资派夺权”，实际上是向各级党的领导夺权。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广大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的 打击。

这场所谓“政治大革命”的结果是什么呢?仅据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起诉书》所列举的受诬陷名单统计，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诬陷的有三十八人，其他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受诬陷的有三百八十二人，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有七十多万人，被迫害致死的达三万四千多人。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一亿人以上。此外，专政机关本身也被砸烂，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党的各项政策也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受到极大削弱，全国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几十年英勇奋斗的革命成果濒于毁灭。实际结果表明，“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什么政治大革命，而是政治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本来含义上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通常是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在落后的国家，还有一个扫除文盲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曾经多次强调文化革命的问题，并且把实现文化革命看作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在我国，五十年代末期，也曾着重提出文化革命的问题，并成为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一个内容。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当时确定的文化革命的内容，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建设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改变我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落后状态，同列宁所讲的文化革命是一致的。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同上述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虽然这场“革命”冠以“文化”二字，而且也是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的，但它很快就转入了所谓“夺权阶段”，而对文化、教育、科学的发展，并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只是进行所谓“批判”“破”，很大一部分教授、教员、作家和演员被打成“牛鬼蛇神”，许多有成就的专家、科学家被关进牛棚或下放改造，结果学校关闭，学生停课，文艺园地荒芜，科研机构被大量撤销;十年间，高等院校和中专学校少培养几百万专业人才，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历史文化遗产和社会主义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一代的学习被耽误。旧的文盲未扫除，新的文盲又大量产生。据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万。仅此种种，足以说明“文化大革命”不是真正的文化革命，而是对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一场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还曾被宣传为是一场思想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并把“斗私批修”作为这场“革命”的思想“纲领”。文化革命本来也包括有对旧文化、旧思想进行批判和改造的意思。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所谓对“旧文化”“旧思想”的批判，则完全不符合实际，所用的方法也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待思想文化问题，对待人们的世界观问题，绝不能使用强制的办法来解决，而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人们的实践来解决。掌握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要靠学习，靠自觉。毛泽东也曾经说过：“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像“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那样，混淆是非，混淆敌我，无限上纲，乱批乱斗，侮辱人格，等等，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思想教育工作，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经过十年动乱，不仅没有破旧立新，反而使我们的党风和优良的革命传统被破坏了，社会风气明显不如以前了，道德水准下降了，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各种歪风邪气泛滥起来，以致需要我们党花很大的气力才能逐步消除这种恶劣的影响。

综上所述，有充分的理由断定：“文化大革命”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不是政治革命，不是文化革命，不是思想革命，一句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它没有也绝不可能带来任何的社会进步。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对揭露和消除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对冲击官僚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这种看法不对。当然，执政的党，人民的政府，时刻都要注意反对官僚主义，克服各种阴暗面，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文化大革命”前，在我们党内也确实有阴暗面，虽不占主导方面，但也是需要加以揭露和解决的。但是，这些消极现象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必须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并采取宪法、法律和党章规定的正确措施去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通过自身的力量不断地解决这类问题，而不需要再搞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官僚主义为例，我们党和政府机构内的官僚主义的存在，同旧中国的官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主义不同，是由旧的思想作风的影响和具体制度、体制上的弊端所造成的，因而对这种官僚主义的克服，有赖于长期的思想教育，有赖于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具体制度、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而“文化大革命”，既没有正确地估计阴暗面，分析产生阴暗面的复杂原因，也没有提出克服阴暗面(包括官僚主义作风)的正确办法，而是把宪法、法律和党章撇到一边，用所谓“大民主”的办法，“全面夺权”“打倒一切”的办法，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的阴暗面，克服官僚主义，而且混淆了矛盾的性质，伤害了大批干部，给社会带来大动乱，损害社会主义事业。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以反对官僚主义为名，“造反”上台，大搞以权谋私，毒化党风和社会风气。在“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和消极现象，同“文化大革命”前相比，不是减少，而是大大增多了。这不是最有力的说明吗?!

也有人根据“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进展，就认为不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也不对。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确实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这些决不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成果。“文化大革命”和作为时间概念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是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是指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的错误的实践。而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中，不仅搞了“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国人民还做了其他许多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也不可能不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但由于党和人民以各种不同形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因而使其破坏作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正是这种斗争所取得的成果。还要看到，“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按照正常年份的增长速度作依据来推算，估计十年动乱造成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币。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在这十年中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能正常地坚持工作、学习、生产、科研，全力以赴搞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那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说“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积极作用，是否违背了一分为二的观点呢?没有。一分为二，其含义是指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都具有两重性，都是可以分析的。但是，一个事物究竟包含哪种两重性，要根据不同情况作具体分析。通常我们讲，评价革命队伍内部一个单位或一个人的工作，要用两点论，既肯定成绩，又指出缺点，这只是一分为二的一种形式，不能分析任何事情都拿这个去套。“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全是错误的，那就应予彻底否定。当然，这种否定，既不是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具体人和事的是非就不能作分析了(《历史决议》对此作了充分的分析)，也不是说，对“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是坏事，但是错误也有两重性。我们党认识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危害，总结了历史教训，努力消除它的后果，并且采取种种措施，不仅使今后不致重犯这类错误，而且大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这样，坏事就变成了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好事。胡耀邦在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会见外宾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没有什么正确的，没有什么积极作用，都是消极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文化、教育、政治思想、党组织都遭到很大破坏。如果说有积极因素，那就是我们从错误中间学到了一些东西。从这一点来说，现在变成了好事。这说明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非常严重的历史错误的二重性，也是一分为二。

那么，能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革命呢?也不能作这样简单的论断。“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林彪、江青两个凶恶的反革命集团，他们进行了大量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他们为了达到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目的，野蛮地残害各民族的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篡改、歪曲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破坏并力图推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毁灭我们的党。他们都有自己的帮派体系和准备阴谋叛乱的秘密武装力量。林彪一伙策划谋害毛泽东，另立政府，投靠外国。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上海的党羽在面临覆灭的时刻，曾阴谋策动武装叛乱。这都是铁的事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始至终存在着激烈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斗争。

但是，从整体上看，“文化大革命”不能简单地说是反革命，而应该说是党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和由此而引起的政治斗争。因为这场“文化大革命”，终究是由党中央正式通过错误的决定，公开号召、发动和进行的。这就是说，党的指导方针错了。当时任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领导了这场“大革命”，这是一个革命家所犯的严重错误。而他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极端的估计，对马列主义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产生了误解或教条化。虽然林彪、江青一伙对毛泽东的错误思想、错误理论的形成和推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也总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毛泽东也一度信任和重用了他们，但是应该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预计和控制，毛泽东的错误和林彪、江青的反革命罪行，是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不应当也不允许加以混淆。还应该看到，在这十年间，党和人民一直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复杂的斗争。广大党员、群众和大多数领导干部在不同情况下，采取各种形式，抵制和反对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使他们不能完全为所欲为，并最终都被党和人民的强大力量所粉碎。尽管他们曾经窃取过相当一部分权力，使党和国家遭到了巨大的灾难，但从总体上说，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我们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没有中断，建设工作还是在曲折中进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们伟大祖国仍然屹立在世界上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正如《历史决议》指出的，是一场内乱，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首先是思想上乱了。建国以来十七年中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被否定了，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了，而很多错误的东西则被当成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非被混淆了。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被作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政策和措施，被作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应再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观点，被作为“阶级斗争熄灭论”进行批判。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乘机空前地活跃起来，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也乘机泛滥开来。

组织上乱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普遍被冲击、改组，大批领导干部被批判、打倒，曾使各级党和政权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党员一度停止了组织生活，各种群众团体也停止了活动;干部队伍和群众队伍被分成派别，互相对立;各种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乘机钻进了党和政权机构，有的占据了重要领导岗位，进行了大量破坏活动。

社会生活也乱了。宪法、法律、党章成了一纸空文;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各界群众，可以任意被批、被斗、被抓、被整;党纪、政纪、军纪被废弛，规章制度被抛到一边，武斗不止，派仗不停，打砸抢成风;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遭到了很大破坏，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陷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这种乱，并没有“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自己折腾自己，也就是乱党、乱国、乱人民。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他们的帮派骨干分子，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当然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他们就是要在乱中夺权。他们总是嫌乱得不够，不允许有社会的安定，不允许有党的团结和人民的团结，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稍作一点整顿，他们就感到大难临头;稍微采取一点有利安定的措施，他们就要千方百计进行干扰、阻挠;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发难，兴风作浪。群众说“‘四害’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是一点也不错的。

毛泽东开始曾把这种“乱”错误地看作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把它看作是一种群众充分发动的标志。后来，他曾设想要由“乱”达到“治”，使局势稳定下来，也曾为此提出过许多要求，并且采取过许多措施，如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权机构，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一再提出安定团结为好，等等。但是，动乱始终不能停止，局势始终不能稳定，安定团结的目的始终不能实现。这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它完全违反了客观实际，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发展不相容，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不相容，因而必然要引起内乱。而只要坚持这一套理论、方针、办法不变，坚持在全国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坚持反对所谓党内的资产阶级，势必就要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混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限，混淆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也就势必给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以可乘之机，因而内乱也就不可能终结。既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文化大革命”，又想实现安定团结，这本身就是不可解脱的矛盾。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事实证明，只有彻底粉碎凭借“文化大革命”而存在的反革命集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完全消除内乱的根源，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真正达到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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