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尾气排放净化技术之后，人们进一步意识到，燃油品质也非常关键。于是，继汽车产业之后，石油工业也同样面临着“加州标准”的挑战。80年代初，加州空气资源局和联邦环保局决定要求炼油公司开发并销售更加清洁的汽油。新配方汽油严格限定了有机物的挥发率以及汽油中的苯、芳香烃和烯烃的相对含量。

相对于汽车引擎的提升，油品质量的控制被加州人称为“银子弹(silver bullet)”，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杀手锏”。原因很简单，汽车安装催化转换器提升引擎效率显现缓慢，要等待马路上奔驰着的老旧车辆报废被淘汰才能逐渐看到减排效果。而油品提升影响着每一辆车，效果立竿见影。

与引擎管理一样，加州制定政策，对于油品质量的要求也比其他各州更加严格。当然，油价也要更高。以尾气排放中以铅和硫为主的无机毒素为例，如今铅已从绝大多数国家的汽油里销声匿迹了，但硫燃烧形成的二氧化硫和硫酸盐仍是雾霾和城市酸雨的罪魁祸首。如今，洛杉矶和全加州成品油执行的硫标准为10ppm，是全世界最为苛刻的，美国全国将于2017年追上领跑的加州。

负责执法的加州空气资源局同样采取信任企业自查自报、定期抽查以及接到投诉彻查的方式。一旦查到油品不合格，那么该炼油企业整个一批次的油都要封存，对于胆敢铤而走险的炼油厂的处罚往往以千万美元计。

双管齐下的重拳治理带来巨大改变。在过去四十余年中，洛杉矶的汽车总量增加了三倍，而尾气污染却降低了70%。

法治的力量

在环保领域，加州一直以来在全美乃至全球一马当先，与完善有效的法治关系重大。1960年代末，随着美国民权和反战运动的高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关注环境问题。1970年4月22日，两千万民众在全美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空气污染、呼吁保护环境。这一草根行动最终直达国会山，立法机构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迫切性。后来这一天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

这些努力促成了1970年《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修正案的出台。这部新的法律将大气污染物分为基准空气污染物和有害空气污染物两类，并第一次界定了空气污染物的组成。在法律草拟过程中，洛杉矶在整治环境污染方面的众多经验被拿来参考。这条联邦法律赋予环保部门的使命是：不考虑经济成本，而以公众健康作为唯一目标来制定标准。《清洁空气法》还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原告可以是公民、地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也就是说，任何人均可对违反环保法律的行为提起诉讼，而不需要与诉讼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

1970年末，国会授权联邦政府组建了联邦环保局EP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来负责监督法案的实施。46年来，联邦环保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次提升空气质量标准，作为全美空气质量的“差等生”，加州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始终是进行时。

《清洁空气法》颁布时，要求加州达到空气健康标准的最后期限是1987年。在距其一年的1986年，加州似乎达标无望，很多人已经决定放弃。

这时，一位不能不提的铁腕人物开始执掌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SCAQMD)。他就是物理学家詹姆斯·伦茨，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他成功引导洛杉矶走上了清洁空气的有效道路。

伦茨在1986年之后的短短几年内成功地为诸如发电厂、炼油厂、玻璃制造厂、航空航天公司以及钢铁厂这些大产业制定了新规则。对汽车推行严格标准，要求炼油厂生产清洁燃料自不必说。甚至对于烧烤、气溶胶喷雾罐以及其他常见家用产品所产生的烟气都严格规定。不开玩笑地说，连指甲油也得符合清洁空气的标准。

伦茨全面而细致的策略产生了巨大的成效。洛杉矶空气质量得到了有史以来最显著、最快的改善。到1997年他卸任之时，洛杉矶空气每年超过联邦政府臭氧标准的天数已经从164天降到了68天。污染的峰值水平也降低了40%。

就这样，20世纪90年代，洛杉矶人朝思暮想的蓝天白云，终于回归了。

公民责任与科技魔力

加州成为今天全美环境保护、抵制气候变化的先锋，与这里的民众超群的环保意识乃至道德自律息息相关。然而，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人们的观念和生活习惯是在数十年与雾霾的对抗中潜移默化、慢慢转变的。

1976年3月15日，时任加州州长杰瑞·布朗希望加州居民改变生活方式，尽量拼车或乘公交车上班，从而减少一个人开私家车占用道路资源并增加排放的情况。拥堵不堪的圣莫妮卡高速公路上由此出现了第一条拼车专用的菱形专道(Carpool lane)。然而事与愿违，随时开车上路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生活方式的加州人怨声载道。这项政策造成其他车道愈发拥挤、混乱不堪。到了秋天，理想主义的短命政策就夭折了。

然而如今，洛杉矶的各条高速公路最里侧都专设有拼车车道，供乘坐两人以上的车辆快速通行。同时，为了鼓励人们选择新能源汽车，拼车车道也向零排放的机动车敞开。也就是说，只要你开的是新能源、混合动力、电动车，即使独自驾驶也可以使用。

现在，在洛杉矶大大小小的居民社区，NGO组织会在周末举行环保节活动，为居民免费进行车辆排放检测、介绍新能源汽车的特点、普及政府相关补贴知识并现场接受以旧换新登记。比如，在加州购买电动汽车，居民将可以获得2500美元州一级补贴以及来自联邦政府层面的7500美元退税。也就是说，如果你选择更为环保的电动车而非传统汽油车，你就可以拿到一万美元的激励。

而州政府补贴的钱并不占用教育、医疗等福利保障的普通财政收入，它来自碳排放限制和交易(cap and trade)项目。这是一项基于市场手段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机制。“限制(帽子cap)”是指由法律规定的企业排放上限，它逐年递减、日渐严格。而被限制所覆盖的行业内企业必须对排放负责，如果排放超标，那么要么得购买排放津贴，要么得赔偿补偿罚款。目前，仅仅加州一个州由此涵盖的排放规模在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欧盟。

在全方位的政策扶持下，加州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一马当先。著名的特斯拉就位于加州硅谷。2015年年末，全球第一款氢燃料电池车也在加州面世了。不需要加油，不产生尾气，所有排放物只有水，这一切以前在科幻中才会出现的大胆想象，如今都成为了现实。

目前，加州正在雄心勃勃地建设普及化的电动车充电设施，目标是未来有加油站的地方也会有充电桩。氢燃料电池车的出现无疑将会再次带来补充能源续航的新挑战。2015年年末，全世界第一座加氢站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投入使用，现在已经扩展到加州多座城市。加氢成本相当于3.5美元一加仑的油，续航里程能达到700英里，比传统汽油车还要实惠。

良好环境VS经济增长

尽管如今的洛杉矶，比起雾霾肆虐的上个世纪，空气质量已经好了太多。但它依然是全美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加州也依然是空气质量相对最差的州。如今，这里的主要污染物就是臭氧。与张牙舞爪的细颗粒物PM2.5、PM10相比，臭氧要“低调”得多。然而，它其实更加可怕。

臭氧几乎能与任何生物组织反应，对呼吸道的破坏性很强。会刺激损害鼻黏膜和呼吸道，轻则引发胸闷咳嗽、咽喉肿痛，重则引发哮喘，导致上呼吸道疾病恶化，还可能导致肺功能减弱、肺气肿和肺组织损伤，这些损伤往往不可修复。同样，臭氧也会刺激眼睛，使视觉敏感度和视力降低。它还会破坏皮肤中的维生素E，使皮肤长出皱纹和黑斑。

2015年10月1日，美国联邦环保局发布了未来十年更加严格的雾霾限制指数，把2008年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的75ppb，也即十亿分之75再度降到了十亿分之70，相当于每立方米0.07微克。

很多环保专家都认为，这越来越“严酷”的标准对加州考验最大，不仅因为加州依然是全美空气质量的“差等生”，也因为加州还有16个郡连目前75ppb的“宽松标准”也没有达到。联邦环保局给了加州最为宽容的时限——2037年，足足比其他州县多出了12年。

逐年递减的严格污染物标准，自然会使得工业集团不高兴。他们聘请游说掮客和广告公司发声反对环保局的相关规定，警告这会威胁经济发展，发电厂、制造业和其他产业都将为此买单。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似乎是永恒的两难选择。希望拥有清洁的空气，如果一定要牺牲GDP，值得吗?

加州人的答案是：YES。

曾写作《洛杉矶雾霾启示录》的环保记者雅各布这样计算：“那么治疗数以千计罹患癌症的患者的代价呢?照顾下半辈子被慢性病缠上的病人又要多少成本?治理雾霾、防患未然要比为公众健康受损买单便宜得多。为环保付出金钱，获得的是更好的公众健康。人们不再需要巨额的医疗资源，人们的工作能力也更强。这些对于经济增长好处更加长远”。

治理雾霾，无人能置身事外

随着深入采访和了解洛杉矶这座城市70年来、时至今日仍在进行的与空气污染斗智斗勇的故事，我深深地感到，治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的成功首先需要一个有远见、有作为、对居民负责的政府;然而，它又绝不仅仅是那些行政官员的责任。在洛杉矶的实践中，立法机构、科学家、企业界乃至每一个普通人都参与其中。

对于洛杉矶公民而言，一方面，他们关注自己身处其中的环境，勇于向政府和污染企业问责;另一方面，他们从个体做起，自我约束，身体力行做出改变。

毋庸讳言，要牺牲自己已经习惯并甘之如饴的生活方式，很难。但在今天的洛杉矶，我见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在车行天下的城市里减少开车、尽量拼车、购买清洁汽车，或者干脆选择骑自行车和步行。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做一点小事，自己生活和热爱着的城市便会大大不同。

我想，洛杉矶被历史证明有效的决策、立法、科技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协调发展、共同努力可以成为中国治理雾霾的珍贵经验。2016年的今天，距离山西长治最早出现雾霾已经过去了10年。重现蓝天白云，我们应该不需要等待50年。

每个人都必须呼吸，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在看过上面的内容之后，大家对于美国洛杉矶是怎么告别雾霾的已经有所了解，希望大家能够远离雾霾，低碳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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