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招生指标之争的一个表现，是博士生导师人数与博士生招生指标的倒挂。专家建议，给高水平大学更多博士生招生自主权，本文为大家提供了博士生招生现状分析。

博士生招生现状分析：结构性失衡谁来解

岁末的考试“迎来送往”，“送”走了国考，又“迎”来了考博报名季。

“最近博导们见面寒暄没几句，就扯到了博士生招生指标上来。有的学科规定三年只能招两人;有的人说，我们学院规定谁有钱谁招……”国内某“211工程”高校博导王帆口中的招生就像是一场拳击赛，有趣的是选手还未上场，裁判就先争得焦头烂额。

然而，就在博导为指标紧张犯愁的同时，中国还没有摘掉博士生产大国的“帽子”，尤其是1999年至2002年间，中国博士数量迅速蹿升至世界前列。2013年博士生招生数量达到7万多人，相比较上年增幅为2.6%，仍然是人们印象中“需要控制”的数字。

一面是资源紧张，一面是总量过大，结构性失衡原因何在?

千头万绪的指标之争

博士生招生指标的存在，给导师和考生带来一系列麻烦。

王帆告诉记者，如果学科里有8个博导，今年只给了4个指标，导师们就会很紧张。有学生联系了其中5个导师，而另外3个导师没有，这5个导师是否要答应学生报考，“连他们自己也吃不准”。

“这种情况导师们要进行内部商量，甚至把学生的情况摆出来、排一排，看哪个人报考决心较大，哪个人只是随便问问。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说白了，就是猜。”王帆说，如果导师没给学生明确的答复，学生也不敢贸然报考。一来二去，就有可能出现4个指标中浪费2个的情况，从原来的“供不应求”变成“供过于求”。

而这还只是考博前的第一关。如果上线的人数多，出现一名导师门下报了两三人，在“原则上招一人、实际不超过两人”的默契约束下，师生们还要面临取舍的煎熬。

当然，也有变通的办法。国内某“985工程”高校博士生张敏表示，“大老板”的课题人手不够，可以向学校多申请指标，“多招一名学生，导师要交给学校2万元，再多招一名则要上交4万元”。另外，没有课题或课题经费不足的博导，可能会空出一两个指标，通过协调“大老板”能“借”来一些指标。

在“一刀切”的指标分配体系下，这些问题是无法避免的。但事实上，博士生招生指标带来的争端，远比上述复杂。

作为一名同样被指标之争困扰的博导，暨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马宏伟指出了争端的三个层面。

首先是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博士生招生指标上存在差异。地方高校在全国博士点授权高校中所占比例为66.02%，有些学科已进入ESI排名全球前1%，但博士生招生指标仅为20%左右，较之部属高校的指标分配，显然存在结构性的不合理。

学校内部学科之间还面临着博士生指标之争。学科之间的指标分配会产生各种量化计算公式，各学校将量化计算方法作为学科间宏观调整的指挥棒，这又会涉及到公式中的各项权重的确定，并由此引发一系列争议。

第三是学科内部导师之间的博士生指标之争。由于博导人数多于博士生招生指标人数，如何能让大家满意，就成了每个学科每年最头痛的事情。“要考虑实际需求、生源、科研项目、资历、历届招生的情况，甚至还要顾及教授的面子……所以，出现斯文扫地的情况也属必然。”马宏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