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教化是政教合一的，但这政教合一的基础也是在民间。在先秦，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传统，其影响开始当然是在民间。后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逐渐形成“独尊儒术”的局面，儒学始由私学转变为官学。此后的儒学，成为靠意识形态强力推行的东西，逐渐趋于形式化、固定化、教条化，其教化的作用由此亦被弱化了。不过，儒学在成为官方学术后并没有失去其民间性的基础，民间学术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成为消解官方学术意识形态化之僵硬性的一种力量。胡瑗是宋初著名的教育家。他在民间讲学，学生数千人，后来在朝做官的有几十人，这使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当时的学风产生很大影响。朱子的《四书集注》元代以后成了官方的教典，统治整个学术界、思想界六百年之久。但开始时他的学术也不是官方学说，甚至一度被打成“伪学”，但他自信其学说的正确性，冒着杀头的危险，照样讲学。当时的学者就有这种自由的精神。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基在民间，民间学术的特点就是“自由”：自由的讲学，自由的讨论，在价值观上自由的选择。一种学术和文化，只有具有了这样自由的精神，才能真正发挥教化的作用。

以前国内哲学界流行一个很不好的观念，这就是所谓的“内化”说。“内化”的意思，就是把外面的东西“化”到个体生命里面来。这个观念大概来源于列宁。列宁有两句著名的话：“先进的思想只能靠灌输”;“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就会变成逻辑的格”。从哲学上说，人的价值观念的挺立要靠自由的选择，而不是外面强加进来的东西。教化的根据在人性。外在的灌输可能使人形成一种习惯，但不合乎人性的单纯外在的灌输，会造成人格的两面化或多面化。文革时有两句话很流行：“把最高指示落实到行动上，融化在血液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就是所谓的“内化”。这种方式，不可能挺立起内在的价值信念，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合理的价值秩序。我们现在强调建立正确的荣辱观，这很必要。人要知荣辱，有羞耻心。孔子讲“知耻而后勇”，孟子讲“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孔孟讲“知耻”，却并不教人什么是“耻”。人都有羞恶之心，羞于做坏事，这是“四端”之一，它根源于人的本性。人反躬内求，良知发现，把这良知本心挺立起来，由它来做决断，无须外在的权威告诉什么是“耻”。人内在的良知显现并挺立起来，自己一念发动处，自然知是知非，知荣知耻;凡事便能“是而是之，非而非之”，随感而应，恰到好处。这是听凭良知、良心的一种自由选择和决断，不是由外面“化”进来的东西。我们多年来道德教育最根本的失误，就根源于这种哲学上的“内化”观念。不是让人反躬内求，依据自己的良知、理性自作抉择，而是根据外在的标准去做判断。民间学术根本的精神就是自由。通过这种自由的讲学、讨论、思考和价值上的自由选择，才能真正把价值基础挺立起来。这种思想、学术和价值才具有教化的作用。把内在的价值基础挺立起来，人整个的存在，由内到外都会发生一种转变或变化，这就是教化。长期以来，我们学术的民间传承断裂了，学术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社会没有了容纳民间学术的独立的空间，真正意义的教化和文化重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不赞成儒学已成为“游魂”这个判断。儒学在历史上有过对制度的依存关系，但儒学教化的根本不在制度。现在看来，传统的断裂和儒学的花果飘零，原因在于我们长时期的反传统，以及社会生活、文化学术长期彻底的意识形态化。这种意识形态化，一方面造成文化“血脉”断裂，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文脉”的枯竭，文化缺失了它的原创力，而退化为一种单纯的、并且缺乏真实性的历史“知识”。我们并不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非常重要。我给意识形态下的定义是：“不管是对是错都要坚持的东西”。很多美国人都反对打伊拉克，但一旦决定下来要打，大家都支持总统，这就是意识形态。中国有中国的意识形态，我们也要坚持。但关键是必须把意识形态与文化、学术分开。文化、学术的建设，重在自由的选择和文化生命的历史连续，而不能靠强力的推行和外在的灌输。一个民族要把它内在的价值挺立起来，真正建立起至善的超越基础，就须把两者区分开来。二者的关系是分则两立，合则两伤。

一支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血脉，不可能被轻易斩断。近年来中国人文化主体意识和认同意识的苏醒，民间学术的兴起，就表明了这一点。儒学本来没有死，用一种合理的方式把儒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重建起来，儒学之“魂”乃能附其“体”;同时，中国文化亦才能有其“魂”，从而真正实现它的现代转化。

二、儒学的教化观念

现代中国大学是按照西方的学术标准来划分学科的。上世纪初以来，我们基本上把儒学纳入到哲学的框架中来研究。其实，儒学并非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纯粹的理论哲学，它的核心是“教化”。

什么是教化?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讲，教化是个体通过异化而使自身成为普遍化的本质存在。人不能停留在单纯的自然状态，要从中走出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人的自然的方面，“文”则是其文化、文明的方面。文质彬彬，即自然和文明两方面要结合得很好。质的方面偏胜，就过于朴野;文的方面偏胜，则会琐屑空疏。一定要文质彬彬，把自然的状态加以升华，在文明的层面复返归于自然，才能达到人格的完成(君子)。这就是一种教化。孟子则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老子也讲复归于自然，复归于婴儿，但这复归，不是“回到”自然状态，而是把婴儿的状态在文明的层面加以敞开，并保持住这份婴儿般的纯真。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个体通过异化或社会化而普遍化自身，这样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这就是教化。

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罗蒂强调了“教化”的另一重涵义。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中提出两个概念：“系统的哲学”和“教化的哲学”。他认为，西方传统哲学从主流来讲是一种“系统的哲学”。系统的哲学，其关注点是基于认知的建构活动，通过认知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一种“普遍的公度性”。“教化的哲学”在西方是非主流的，它所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的转变。罗蒂所谓“教化”，强调了一种“转变”的观念。

把黑格尔和罗蒂这两种“教化”的观念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较全面地理解儒学教化观念的内涵。罗蒂强调“教化”之引发人的精神生活变化和转变的意义;但其所谓教化的旨趣，则着重在通过继续不断的谈话引起精神生活的变化，而非“发现客观真理”。他所倡导的，是一种相对主义，非基础主义和非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念。黑格尔承认有一个普遍性的本体，他的教化观念，着重于人的存在的普遍化。儒家的教化，旨在为人的存在寻求真实，实现和建立超越性的基础。它要在人的实存之内在转化的前提下实现存在的“真实”，由此达到德化天下，以至参赞天地化育的天人合一。现在，已有学者注意到儒家的教化思想，但却往往仅从宗教的意义上来理解，因而主张把儒家建设为一种现代宗教乃至国教。我认为这有失偏颇。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人类不能再走回政教合一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