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在“污浊的实践”中重塑自然的神圣观念，或者从观念上宣布人类“主体的死亡”如此等等，而是在现实的关系中揭示“自然受到统治”的社会根源，揭示生态危机的历史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幼稚行为[vi]。可以说，现代的工业实践和科学技术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存在论事件，我们只有在这种现实的实践关系之中，才能揭示出自然属人的存在，亦即是自然在现代社会中特定的历史规定性和实在性。剥离了社会历史规定性的绝对自然，只是一种观念论的抽象。因为对马克思来说，现实的存在只能是关系中的、对象性的具体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vii]。自然通过工业和实践进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同样，人通过对象化的活动，使自然获得了属人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和自然的现实性或实在性就是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的存在以及自然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viii]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指出，那种自然地理解自然，“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的做法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的对立”，“好像人们的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ix]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说，先于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x]新的发明和工业的进步不断削减了费尔巴哈“外部自然界”的地盘。[xi]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不是抽象的、居于人之外的“绝对”，其“人化自然”是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突破。在人的实践关系之外谈论自然的“独立性”、“先在性”、“外在性”等等，只是一种观念的抽象，我们愿意将这种抽象理解成一种本体论的提问方式，它蕴涵的基本命题就是马克思批判性地指出的：“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唯灵论。”[xii]马克思强调历史实践活动对自然的中介，他把自然和一切关于自然的意识都同社会的生活过程联系起来。[xiii]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制约，自然现实的存在形式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客观存在。这就使得在劳动和实践的形式中领会和把握现实自然具体的存在方式，亦即是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存在关系和存在规定在方法论上成为可能。所以马克思说：“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和人之间的现实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马克思批判抽象的自然，神秘的自然概念，将自然纳入人类的对象化活动来理解，是否意味着他只是把自然看成是“劳动材料”、“工业对象”，亦即是说马克思的自然思想是否只是现代主体性的直接遗产，取向于对自然的统治和征服呢?[xv]事实上，马克思明确地说过，自然不仅仅是劳动的对象，而且是意识的精神生活的对象[xvi]，是人的全部感性活动的对象。但是，在现代性的存在关系中，被资本中介的经济关系成了存在的本质规定，因此自然才单纯成了“有用物”，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是现实历史的存在论规定决定了经济因素在理解自然时的本质地位。批判的任务不仅只是从观念上揭示此种异化，而且要以实践的方式实现自然的解放，即“自然的全面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