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学》自立立人达于至善的主体人格

《大学》是“四书”的第一本书,在中国儒学史上有着比较特殊的地位。《大学》的作者曾参,生活在春秋末期、战国先期阶段,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是继承孔子儒学传统的中坚分子。在《大学》一书中,曾子继承并发挥了其师孔子的以仁学为基础的君子人格思想。

《大学》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曾子在该书中首先提出了“明德”、“亲民”、“至善”这三纲。他认为,学问的根本就在于要明白明德的修养,并把明德的修养看作是人的立身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大学》)然后才能深入民间做好亲民的工作,在“明德”和“亲民”两方面都达到极其圆满的至善境界。“初由大道到明明德,是每个人自立自修的学问。……也可以说是‘内明’之学。再由明明德到亲民,才算做到真正修、齐、治、平的功德,便是自立而立人,自利而利他的‘外王(用)’之致用。”[2]不难看出,曾参继承了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以仁学思想为基础的主体人格思想。有所不同的是曾参把重点放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达到圆满的“至善”境界,因此把自立立人的主体人格重点放在孔子所谓的“圣”德标准。《大学》中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现出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修身”之前的纲目是“内圣”,之后则是“外王”,这明确告诉了人们从何入手才能完善自我和实现自我。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向自我内心世界挖掘,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向外部世界用力。修身是内心和外部世界的分界点,也是由内心通向外界、由外界转为内心的轴心和结合点。在此基础上,“内圣”是内心修养,“外王”是外在事功,二者有着密切联系:内心修养之实现离不开外在事功之展开,而外在事功的展开,也离不开内心修养的实践。

《大学》一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和“内圣外王”思想被后代修德者奉为圭臬,也为那些为政的仁君作为宗旨所提倡和遵守。

三、孟子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主体人格思想

孔子的主体人格思想把重点放在“我欲仁,斯仁至矣”的君子人格上,他认为在“仁”德之上的“圣”德境界,就现实性而言是常人难以达到的。《大学》虽然在孔子的仁德基础上提出了“内圣外王”的主体人格标准,但是对常人为什么能达到圣人境界尚缺乏理论支点。以此相比,孟子则以人性本善理论为支点,提出了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内圣外王”的主体人格思想。

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本质差异在于人有内在固有的道德品性。他说:“仁义礼智,非由我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上》)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等善性良知是天赋于人而生来固有的,不是其他外力所强加的。人之所以丧失良心,是因为后天不善于保养的缘故。因此只需常常反躬自省,反省自己的本心先秦儒家的主体人格思想及其现实意蕴,则能恢复自己的善良本性。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在这里,孟子所说的我所具备的一切,不是指外在的事物,而是说道德的根据在于自己,元无少欠,一切具备。由此孟子提出要以诚敬的态度反省自己,这样就会达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的天人合一的理想道德境界。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人人皆可为尧舜的主体人格修养论。在他看来,“圣人,人伦之至也。”但“圣人”“与我同类。”(《告子上》)“舜,人也;我,亦人也。”“人皆可以为尧舜。”(同上)“我”就是与“圣人”的“大丈夫”,和尧舜同位。“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从而孟子把孔子的君子人格提升到以人性本善为支点的圣人境界,既坚持了理想人格的道德典范和教化作用,又强调了个体通过德性修养皆能实现圣人人格,将理想和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将理想扎根于现实之上的现实主义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