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此“德”是为政者之德，而不是独立存在于人之外的某个东西，或者说，不是独立存在的存在者、一个外物、一件工具或其它可以被人随心所欲操作的东西。德是为政者之德，但有德者不一定是为政者，为政者不一定是有德者，为政以德者是为政者与有德者合二为一的人。作为一个单纯的为政者，他仅是实施国家职能的有权者。他靠什么为政和影响社会?显然就是(政治)权力。作为一个单纯的有德者，又靠什么影响社会?示范——以其德行示范、感召社会。单纯的为政者和单纯的有德者影响社会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为何不一样和如何不一样，让我们比较一下政治如何运作。

一旦讲政治，通常总是在现代意义上讲的。从支撑政治运作的力量来看，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政治，政治的运作都是靠制度来保障的，尤其是现代政治。政治靠法律和其它各种成文制度来保障其运作。在古代，还有带强制性的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礼来规范政治，礼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法。

制度在什么情况下才现实地发挥作用呢?制度总是在违反制度时才发挥作用。制度之设置总是针对违反制度而言。对于不违反制度的人，制度对他实际是无效的。制度能否自为自足地发挥作用呢?不能。论证这一点可以抽象地考虑：当违反制度时，制度怎么办?答曰：制度制约。再问：当违反制度者反抗制度制约时，制度又怎么办?答曰：权力强制支持制度。权力是什么?权力又靠什么成其为权力而现实地发挥作用?答曰：暴力。权力的根基在暴力，而且是合法的暴力。合法的暴力或暴力的合法化在最初那一点上，是暴力使暴力自身合法化。因为说权力是合法化的暴力，所合之法又是暴力支撑的，合法的暴力和法之间构成相互解释的循环。所以，法和权力在最初便是暴力使暴力暴力化，由此而成为法和权力的起点;或者说，原初的产生于暴力的权力是非解释的，自为自成自足的，亦即绝对的。权力是暴力，(但不能说暴力是权力)前人之论很多，不能也无必要在此展开。政治运作直接依靠制度，根基却在于权力(暴力)，这是与德治为何不一样;权力在实现中表现为以强制性的暴力支撑的命令，这是与德治如何不一样。

以权令人和以德示人虽然完全不同，但并不矛盾。因为二者不是同一逻辑层面的，构不成矛盾，一个是政治的方式，一个是非政治的方式。所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影响社会的方式可以并行甚至合行而融通不悖，实现为政以德。表现在为政者或所谓的为政“主体”身上，便是为政者和有德者完全可能合而为一。从道势关系看，这实际上就是以道得势(势指政治权位)或以势得道，道势合一;从人看，这实际上就是君子在位，选贤授能。授能即授权位于能者。

从历史事实来看，道势合一、有德者和有权者合一的例子并不鲜见。周公作为圣人，不是以权力诛杀了伙同纣王之子武庚作乱的管叔和蔡叔吗?孔子作为圣人，不是诛杀了少正卯吗?而周孔不都同时以德化人吗?诸葛亮、包拯、文天祥、海瑞，身为为政者，不是因为具有大才大德，在以权力为政之外以非权力非政治的形式示范时人，并名垂青史，感召后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