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内的人道主义义务与正义义务

国际的人道主义义务与正义义务的差别，为我们思考国内的人道主义义务与正义义务提供了重要的启迪。正如国际的基本结构深刻地影响着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一样，国内的制度背景架构也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人产生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制度及其运作不仅深刻地影响并制约着个人的生活机会与生活选择，而且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以及生活期望。

正如我们需要用正义原则来调控普遍存在于全球基本结构中的不平等一样，我们也需要用正义原则来调控存在于国内社会之基本结构中的“深刻的”不平等。罗尔斯指出：“属于基本结构的那些制度的作用是确保正义的背景条件，各个体和联合体的行为正是在这些正义的背景条件下发生的。除非这一结构得到恰当地规导和调整，否则最初正义的社会过程就将不再是正义的，无论特定交易在当时看来是如何自由和公平的。”(P282)从正义视角重新思考存在于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为我们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如果一个人所处的不利的社会地位是由于社会的制度安排导致的，那么我们的目标就不仅仅是改善这个人的处境，而是应该致力于改变和修正导致这种状况的制度本身;我们对这个人的援助就不仅仅是出于我们的仁慈，而是出于正义的义务，是把他本应该得到却被剥夺的东西归还于他。

上述观点并不意味着，人道主义的援助和帮助是不重要的或多余的，事实上，无论一个社会的制度如何完善，它都离不开人道意义上的援助，因为各种天灾人祸永远会横亘在我们的面前，意外地降临在我们的头上。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由于人的个体化是通过社会完成的，因此人是易受伤害的，并在道德上需要关切。”哈贝马斯把这一情形描述为“个人身份的本质上的不稳定性和永久的脆弱性”。(P83)个人身份的这种特征使得人道主义的援助将永远伴随人类而存在。尽管如此，从制度思维的角度看，人道主义援助只触及了贫困的表面征候，它确实不能消除贫困的深层根源——结构性的不正义。⑥关于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该如何分配利益与负担的问题，只有正义理论(而不是人道主义理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较之于国际背景环境，在一国之内，人道主义的义务和正义的义务的实现要容易得多。一方面，在国际环境背景下，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权力分散，在制度的创建和执行上难以形成统一的目标，也无法形成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执行机构。即使制定了相关的义务规范和制度条款，当它们被违反时，也缺乏必要的法律手段去实施惩罚。而在单个的民族国家内，统一的政权使得对任何义务的履行较之于国际环境，面临的障碍都要小得多。另一方面，在单个的民族国家内，人们享有共同的文化，民族认同感使人们在情感上更容易自愿履行人道主义的义务，在道义上也更愿意接受正义的义务。另外，在一个国家内，每个政权都要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寻找理由和根据，这样它才能够长久地存在下去。所以，任何性质的政权都会或多或少自觉履行人道主义的义务和正义的义务。当某项制度出现明显的不公正或侵害和剥夺了某些群体和个人的利益时，对此项制度的矫正或变革就成为政府工作的一个职能。

除了从制度视角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基本权利的角度看一国之内人道主义义务与正义义务的实现。是否促进和保护了人的某些基本权利，是人们判断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安排正义或不正义的标准。正如罗尔斯所说：“人权为国内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制度安排之合宜性提供了必要的(尽管不是充分的)标准。”(P80)基本权利之所以能够成为判断标准，是因为存在着某种关于基本权利的全球“重叠共识”，我们可以把关于权利的各种国际宣言与条约视为这一论点的证据。⑦“人权普遍宣言”中的权利，如自由表达与集会的权利，民主参与的权利，以及发展的权利，社会和经济平等的权利，都可视为人类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权利可以被理解为针对其他人的合法的资格与要求权。由于权利是针对他人的要求权，它们就带来了要求避免伤害这些要求权、保护这些要求权、并帮助那些被剥夺了这些要求权的人的相关的义务。安全的权利与生存的权利是人的两种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之所以是基本的，是因为对它们的分享是分享其他权利的必要条件。不管人们想要其他的什么，也不管人们有可能有资格享有其他何种权利，他们都必须首先实现基本的生存，获得某种程度的安全。没有生存权和安全权，所有其他的权利和追求在现实中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一个民族国家内，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免遭侵犯，促使人们在享有基本权利方面具有平等的待遇和机会，是制度正义的集中体现，也是正义义务的基本要求。

生存的基本权利可作为评估分配制度诸多领域的基本标准。某种分配制度，如果它能够维系并促进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它就是正义的。也就是说，正义的原则要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就必须首先得到满足。保障人们基本的生存权利是正义的未明言的前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