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协定论的修正

1、对“分析的”和“必然真”之间的关系的修正

我们已经看到被实证主义者发展了的协定论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关于指称的新的工作也证明了任何类型陈述都能用非分析的命题来表达。为了保留有一类是以分析命题定义成的必然真，因此必须把它们从这些类型陈述中区别开来，即有些能被一个分析命题所表达(如一个语句含有一个意义迫使它总是表达真的语句)。因此，和蒯因的必然性论证的前提相反，并不是所有的陈述，而仅是这些在通常意义上被认为是必然真的陈述，才能被一个分析的命题所表达。因此必然为真的类型陈述和分析命题关系的这个修正，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并且可接受的方法来把有意义的记号陈述，区分为表达必然真的类型陈述和这些不能表达必然真的类型陈述。

这样，可以将记号陈述句分成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以及分成命题的，也就是具有相同和不相同意义的字词制造者，也应该可以把这些分成含有一个意义使它们在所有的语境中都表达真的(分析命题)和这些可能不表达真的(非分析命题)。所有的前者(分析命题)应该都表达必然真，因而任何这样的记号句子——即可以获知它表示与由字词制造者认为是分析的任何命题所表示的相同的类型陈述——也可以用来表达必然真。

必然真的这种处理，在这一意义上被认为是协定论者，即所有的必然真的真理是受字词意义/语句的分析性支配的。并且它们中没有一个说的是关于“世界里的对象”的。因为与传统上的约定主义相对的“本质主义”，有时候是可以以这些意义的约定主义相容的方式来定义的，因此这个所谓的“修正的约定主义”的说法，不能被认为是在“本质主义”这个词项的每一层含义上都是非本质主义的。

已经提到的克里普克的观点，一般被看作是本质主义的，可能在第二层含义(不是语词的意义)上被看作是非本质主义的，但他包括了一些不同的必然真的类型陈述的真值范围超出通常使用的范围。这是由一个经过仔细考虑的把“必然真的”意义“弱化”达成的，因此一个陈述所讲到的对象可能不存在，此时也不能把它们从“必然真的”这一类陈述中排除出去。这种新的规则是关于同一殊像的陈述。在这一新的意义上辨别必然真的方法，是看只要被涉及到的对象存在的话，仅只包含严格指示词的用来表示它们的语句，是否具有一个意义使得它们不得不表达真。

克里普克留下了一个开放的问题，通过改变“必然真的”意义这个方法来达到我们所需要的目的。应该保留传统的“必然真的”含义，由此它意味着“真无论如何都真”，并且要求由一个含有一个意义促使它在所有语境中都是不得不表达真，这样的语句就是“分析命题”。

2、对“综合的”修正

对“分析的”和“必然真”之间的关系的修正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必然真的陈述可能由一个非分析的命题来表达，并且有这样的问题产生，即这些非分析的命题是否应该被称作“综合的”。

在实证主义者的协定论全盛时期，在相信所有有意义的命题要么是分析的-必然真的-先验的，要么是综合的-偶然的-经验的，“综合命题”被处理为：

A、那些不是分析的有意义的命题。

B、偶然命题/陈述。

像“当前行星的数目大于7”这个命题，不是分析的(它的意义不能迫使它不得不表达真)，但是它却表达必然而非偶然的陈述。如果这个数目是9，因而它所表达的陈述就和“9大于7”所表达的是相同类型的陈述，则它就表达了一个必然的真。如果该数字是5，则它将表达一个必然为假的陈述。如果这一类命题被归为“综合的”，那么“偶然”和“综合”之间的传统联系就消失了：这样我们就会有表示必然的而非偶然的“综合”命题。其它的方法就是把这种命题分为不是综合的，因为它们不表达偶然陈述。

在这种情况下，有既非分析又非综合的有意义的命题，而所有(有意义)命题的“分析的”和“综合的纯实证论的区分就崩溃了”。这些词语仍然彼此相斥(没有含单一意义的语句，可以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但是它们并不穷尽(有意义的)命题。

因此在处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使用“非分析的”词项，这样似乎是明智的，即用它来指称不是分析的(有意义的)命题，而把“综合的”保留给这样的命题的子类，即其意义使得它们表达(或者仅表达)一个偶然的陈述，即其真值依赖于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的陈述。这个原来被实证主义者简单化的协定论不能在这些情况下被保存，因为它否定了这个被指称研究者所介绍的复杂性，并且，随着这个研究工作的深入，命题可能会有更精致更复杂的分类，而不仅仅只分为令人误解的“分析的”和“综合的”。